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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也是数千年中华民族发生发展、延续传承的历史见证物；更是中华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文化财富。李克强总理对中华文物有高度评价，称之为“金色名片”。 从精神层面讲，这些负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精品，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从财富层面讲，流传于民间收藏家中的海量文物，其极高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有巨大的助力，是构成一个富裕文明国家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 按理来说，中国文物在国内应该得到非常好的待遇，但现实是，中国文物在国内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民间收藏的古代艺术品处境尤其艰难，许多收藏家是“端着金饭碗要饭”，手中的古代艺术精品，不仅交易不出去，就连捐献给国家博物馆都不可能。而国家回收征集文物则轻国内重国外，文博系统手中掌握的国家宝贵资金被用于境外文物的回流回购，不仅耗费巨额资金，回收文物的品质数量也有限，实际造成许多博物馆面临藏品匮乏的尴尬局面。 造成国内这种文博界和收藏领域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文物和古代艺术品的鉴定问题。 一、文物鉴定的现状 目前的文物鉴定，可用一个词“混乱”来概括。 首先是从事文物鉴定的人员构成混乱。 国内文博系统内本有派员构成的文物鉴定委员会，但他们不对民间文物进行鉴定（实际上也难以胜任）。于是，社会民间流传的古代艺术品，收藏家手中的藏品，就成了缺少合法鉴定的物品。 眼下，对民间文物的鉴定，主要是由如下几部分人员构成：国家文博系统（博物馆和文物商店）、考古系统的退休人员，古玩商贩，有鉴藏经验的收藏家，拍卖公司的拍卖品鉴定师，司法鉴定中涉及的文物鉴定专家等。 在这些从事民间收藏的文物鉴定人员之中，良莠不齐：有的专家有人品，克己敬业，态度严谨；有的人人品与道德都很低下，唯利是图；有的勤学多思，与时俱进，学有所长；有的混迹于专家之列，滥竽充数，信口开河；有的博学多识，眼力敏锐；有的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眼力低下；等等。这就造成了文物鉴定乱象频生：一件器物，甲专家看真，乙专家看假，这件器物立即陷入窘境之中，不但价值大减，而且无人问津；更有个别所谓专家到处宣传“造假的文物可以做得完全同真的一样”，造谣惑众，误导群众。 其次是文物鉴定的理念和依据混乱。 从事鉴定的人员所秉持的理念和依据也很混乱。 要吗是“凡是派”：凡是科学考古出土地文物或类似文物可以承认，凡是脱离考古出土坑位和环境（墓葬、窖藏等）的文物，就一律否定；凡是民间收藏、流通的而国家博物馆没有的文物，一概不承认。 要吗是“标型派”：将国家博物馆藏品奉为圭皋，作为文物鉴定的“标型器”，凡民间藏品与之相比稍有不符就予以否定；没有“标型器”可以比对的民间文物也一概否定。 要吗是“臆想派”：怀疑中华先民的智慧，总以为中国文物精品少，破烂普品多，见了民间文物的精品就排斥；缺乏历史知识，臆说古代官窑器生产没有多余的，所有的残次品一律毁坏，所以民间不可能有官窑器；或者是带古董商习气，总想把自己手中的文物古董说得珍贵无比，尽量地贬低民间文物，这不对那不对；或者想争夺鉴定话语权，臆测或低估文物的存世量，“元青花只有三、四百件”“汝窑只有六十七件”“鸡缸杯世上只有两件半”的怪论甚嚣尘上。先入为主的形而上学理念在当今的文物鉴定中比比皆是：诸如“故宫中都没有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有？”“地摊上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真品？”“某某馆的东西全假”“器物假得离谱” 之类唯心先验论，风靡一时。 再次是文物鉴定的方法混乱。 从事鉴定的人员所使用的方法也很混乱。目鉴和机检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目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眼学，现在常会见到奇怪的“鉴定”方式： 要吗“以偏概全”，无论传世还是出土的文物，皆套用鉴定传世品的方法，以有否传世痕迹来确定真假；以官窑的胎釉器型纹饰款识来要求民窑器或“官搭民烧”之器，如有差异，基本枪毙；以典型窑口之器的特点来要求同窑系器物甚至是偏窑口也要具备；以器物是否“开门”为鉴定唯一依据，认为老东西必有皮壳、包浆，玉必有沁色，瓷必有瑕疵（缩釉点、窑裂、色差、釉斑等），反之则一概否定；尤其“一点否定论”更是危害甚大，诸如古瓷，凡是画工、纹饰、器型、胎釉、款识、钴料等必须要与故宫或国博藏品相符，如有一处与“标型器”稍有区别，都要断然否定。 要吗“以人鉴物”，文物鉴定时拿不准，便通过“鉴人”来鉴物，如是权贵官僚之后，或者祖上曾是皇亲贵族，或者巨富之家，其所持文物皆定位真品，反之则是赝品；如果某人的物品来自大拍卖行，一般也都会认可；如果是经某位权威人士或泰斗鉴定过的器物，再次鉴定粗略一看便过关。 要吗以“流传有绪”为借口来间接鉴定文物，凡是海内外世家传存之物，一般都会认可；凡是来自海外回流文物，器物上打有火漆的，统统认可；对于来自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一律视为真品，而对于来自民间的藏品则大多否定。 社会上做文物机检的也很混乱，有人甚至以机检来取代文物鉴定：有人不用国家科研单位所获取的数据，自行一套，自己确定和采集检测样本，用自己主观认定的器物数据来做检测数据，如X荧光釉面分析仪（能量散射仪）检测，轻率定真伪；或者是检测取样不科学，忽悠送检者，如国内、香港某人的热释光检测法，将宋元瓷器断为距今三五十年，连数据偏差树轮校正的误差年代都不够；更有不靠谱的所谓古瓷脱玻化分析检测法，缺乏检测数据随意定论，等等。 文物鉴定的诸多乱象，给广大民间文物的鉴定和收藏家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也严重损害了国家文博单位和系统的信誉。 这样的鉴定乱象，不仅会给社会带来不和谐，引发群众不满，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国内大量的文物由于不被承认而大规模地流向境外，从而出现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同时也与中央文化兴国的方针相去甚远。 造成文物鉴定乱象的原因也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文物鉴定从来就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也缺乏成为一个科学规范的技术学科的制度支持。 二、历史上自生自长的文物鉴藏家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如果我们从商代郑州商城中藏有夏代玉璋算起，文物鉴藏就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历史虽然悠久，文物鉴定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更遑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文物收藏只是帝王和王公贵族的特权，在这样一个非常小众的圈子里，当时从事所谓文物鉴定的专门家少得可怜；如有鉴藏的话题，那也只是一种君臣闲暇赏玩文物闲聊时的陪衬，涉及文物鉴定，也不过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认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文物鉴定家是在收藏玩耍之中自由生长出来的。 中国的文物鉴藏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物鉴定的萌芽阶段。商周以迄汉代以前，文物鉴藏局限于极少数人，此段时期，基本没有文物鉴定的需求：帝王及王公贵族，其所收藏文物的来源比较明确，要么是祖上传下来的，要么是自己喜欢的当代精美的艺术品（帝王及王公贵族专用品和贡品），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器物。如果要说到鉴定，概念是模糊的，更多的是器物材质方面，商周认识和田玉料，是通过玉料的破断面来识别的，对于璞玉即带有包皮的玉料，却难以识别，故有历史上的那个有名的典故“和氏璧”，楚人卞和向楚王献璞玉，结果玉工不识，卞和反被处刖刑；卞和没有放弃，最终这块璞玉被雕琢成价值连城的“和氏璧”。这个卞和，就是当时辨别玉材的高手。 到了汉代，由于汉代王公贵族嗜好文物收藏，汉文帝子刘武（汉梁孝王）的藏品甚至超过了汉景帝宫廷藏品。最近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刘贺墓中也出有西周的青铜提梁卣、东周的青铜缶。此时盗墓成风，各诸侯国在自己封国境内大肆盗掘古墓，出土了不少以前未见过的文物；东汉三国时期，盗掘古墓风气更炽，曹操专设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等军官盗墓，孙权也不甘落后。此时文物鉴定的雏形开始形成：不仅要辨别器物材质，还要断文物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不止，世道不平，但王公贵族之间的鉴藏之风仍绵延不绝。不过文物鉴定方面，几乎没有进展。 第二个阶段，是文物鉴定的发生阶段，即唐宋元明清时期。唐代由于古玩收藏的盛行，文物造假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物鉴定才开始出现。如唐宣宗宰相裴休得到一件据说是春秋齐桓公所铸的大铁盎，他宝贝得不得了；后遇到高人，指出他所收藏的大铁盎不过是一件赝品。鉴定文物真伪，似乎自此开始。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发达，文物鉴藏都有长足的进步：出于祭祀的需要，王公贵族对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礼器非常重视，同样祭祀焚玉的礼俗，出现真玉、假玉（珉玉）之分。宋徽宗也曾多次在古物赏鉴会上和群臣碰头，研讨如何识别“真玉”与“假玉”。北宋精于文物鉴定者有米芾、李公麟等，米芾“精于鉴裁”古器物和书画；李公麟“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世无与伦比”。南宋有个名叫毕良史的，精于文物鉴定，被官员专门推荐给朝廷，解决了宋高宗收藏鉴别真伪的难题。当时社会出现相当数量的古玩商店（“古董行”“七宝考古社”等）；仿古器物开始增多，有人专做赝品冒充文物的，专门针对藏家；还有人自诩作假水平高，专门拿赝品要考那些自称擅长文物鉴定的人（岳珂《桯史》）。元代精于鉴定文物者也有，著名的有陆友仁，“博鉴古”，并撰写《砚北杂志》两卷，记载所见、所鉴的古玩，为数不少。还有赵孟頫，不仅是著名书画家，也是书画鉴定名家。明代的董其昌、项墨林，清代的阮元等，都是水平很高的书画古器物鉴定大家。 第三个阶段，是文物鉴藏的发展阶段。即清末民国至新中国时期（20世纪）。这个时期，文物鉴藏经历过过山车一般地演变：清末民初，文物鉴藏这个历来非常小众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扩大化趋势；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文物鉴藏跌入低谷，21世纪文物鉴藏又进入更大的扩展时期，不仅收藏鉴定者众，而且在市面上流通的文物、古玩数量巨大。 清末，由于清宫文物的外流，八旗子弟家庭的破败，社会上文物开始流通，文物收藏遂有扩大的趋势，与此相适应，文物种类也大有扩展，品种增多；加之仿古复古造假开始流行；古玩商为应对，文物鉴定便应运而生。客观地说，古玩商特别是那些世家后代对文物鉴定这门技术学科的建立还是有所贡献的，如赵汝珍的《古玩指南》等书，虽然粗疏，错讹也不少，却也自成系统，奠定了古玩（大部分是文物）鉴定的基本框架。民国时期，很少有高素质学者来从事文物鉴定这类工作，因为当时大量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学科新理论和新知识由西方潮涌一般进入中国，受到国内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捧，国学不再受到重视，少许关注国学的知识分子，又被当时的考古发现所吸引，例如殷墟甲骨的发现，出现了因研究甲骨文而顺带文物研究的少许学者，著名的有“甲骨四堂”——王国维（观堂）、罗振玉（雪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但他们侧重学术，对于文物鉴定，并没着力。所以，民国时期，文物鉴定大都是由古玩商来完成的；这与以前历代鉴定家是知识精英的情况截然不同，宋代的宋徽宗、米芾，元代的赵孟頫、陆友仁，明代的董其昌、项墨林，清代的阮元等，本身都是艺术修养很高的艺术家或学者，他们在文物鉴定方面都可谓是大师。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地认识。 三、 建立文物鉴定技术学科势在必行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的大国，文物多样和富集，历来受到国人的热爱和尊崇。按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物鉴定应该成为一门受到欢迎的技术学科，但事实正好相反，文物鉴定成为一个极不规范而且被边缘化的技术学科，文物鉴定缺乏人才培养，而且从事文物鉴定的相关人才也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为什么新中国文物鉴定却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学科呢？原因有如下四点。 第一，社会和市场对文物鉴定人才缺乏需求。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虽然受到重视，但受制于经济发展的限制，大规模考古工作并不多，出土文物也有限；国家对文物管束严格，民间文物流通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国家和社会对文物鉴定和人才的需求并不迫切。加之建国以来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民间文物收藏进入一个断档时期，市场交易基本停止，与此同时，文博系统的文物鉴定队伍也同步出现断层现象。20世纪60年代北京文物商店始招一批学员学文物，包括鉴定，只有六人；20世纪80年代北京文博系统又招了一批十来名学员，学习文物知识。偌大一个中国，竟然只培养如此数量的民间流散文物鉴定人员，足见当时民间流散文物收购与文物鉴定的矛盾并不明显，靠着旧社会留存下来的古玩商和新招的少量学员就足以敷用。 第二，文物鉴定人才培育的方式落后。民国时期文物鉴定基本上由古玩商把持的状况，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中国文物鉴定的现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文博单位文物鉴定人才匮乏，对外引进一些民国时期的古玩商和古玩店铺学徒，他们成了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地方文物总店的顾问或员工。其中最著名的有孙瀛洲、刘九庵、耿宝昌、孙学海、李心田、乔德光等人，他们对新中国的文物鉴定事业是有贡献的。不过，古玩商的文物鉴定，还是带有一些缺陷：他们的鉴定标准，是依据所能接触到的传世品而来的；他们的鉴定方法，是个人自己鉴定的经验和心得；他们文物鉴定的视野受到局限，多局限于明清时期常见的瓷器、玉器和字画、杂项等方面；他们通常是以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口授心传来传授鉴定经验；由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有欠缺，眼力有局限，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带出来的徒弟，很难有超越师父的。加之受就业等影响，有些老专家只带自己的子女与亲戚为徒弟，这种近亲繁殖的落后教育方式，又是受到文博管理单位首肯和支持的。 第三，没有科学的学科规划和科研教学体系。社会和市场对文物鉴定人才缺乏需求，文物鉴定以师父带徒弟的旧式人才培育方法，决定了文物鉴定这门技术游离于规范学科建设之外。所以长期以来，我国文博系统队培养文物鉴定人才缺乏动力，更没有上升到学科要求。由于在文物鉴定上缺乏话语权，学界也对文物鉴定兴趣缺失：虽然北大、吉大、南大、中大、川大、武大、山大、厦大、西大等重点高校都设有考古系，中科大设有科技考古系，但都没有独立开办文物鉴定专业；复旦和南开虽然设有文博学院，但偏重文博管理和研究工作，对于文物鉴定依然缺乏独立开设专业的能力。高校不办文物鉴定专业，师资匮乏，学界注重学术研究以及畏惧、轻视鉴定技术等都是原因。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才开始发生一些变化：随着文物面世增多，面临文物鉴定的迫切需求，国家文物局用开办培训班的方式来应对，集中部分专家，应急编写出书画、陶瓷、青铜器的文物教材，其中有部分鉴定内容。目前社会上从事民间文物鉴定的人员之中，有不少这类短期培训学员。由于在文物鉴定人才培养上高校工作不到位，后果是严重的，致使社会和市场高素质且经过系统学习和实践的文物鉴定人才严重匮缺。 第四，培养文物鉴定者的难度较大。文物鉴定，并非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的职业，而是一个知识含量高的职业，要求鉴定者具有历史、考古、材料、工艺、美学、微观痕迹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职业准入门槛较高。掌握文物鉴定技能，并非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实践和经验积累；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手中有研究样品（自己有藏品，或者有藏家提供藏品，或者能经常通过博物馆、古玩市场和文物商店等上手文物和赝品）做反复比对，探讨研究；而且还要对文物科学检测技术、方法、数据、优缺点等有基本了解。目前，目鉴（文物的时代特点、美学风格、工艺、材料、老化痕迹、微观变化等人为观察）与科检还缺乏整合、规范。国家对科学检测文物的工作早已开展，但其研究不够理想，要么迟迟没有结果，要么成果“躲在深闺无人识”，要么只能是博物馆系统内部掌握，不对民间，如故宫和国博、上海硅酸盐陶瓷研究所的科学机检。应该说，目前国家文物机检单位的科检还不如人意，如上海硅酸盐陶瓷研究所的古陶瓷数据库还有盲区和欠缺，习惯于瓷片化学分析，而对于完整器物缺乏科检实践；故宫和国博机检的数据那就差得更多。要知道，文物鉴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培养既懂科检又有眼力的文物鉴定家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上诸原因，制约了文物鉴定技术的规范和发展。客观地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博系统的文物鉴定迄今还未突破民国古玩商的鉴定限制，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学科。这也是造成目前文物鉴定混乱的原因之一。 文物中包含有古代艺术品，这些古代艺术品的流通和收藏又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文化管理部门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当前国内的文物现状是，非考古发掘和盗墓出土的文物，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有许多从未面世的珍贵文物，民间流通的文物数量惊人，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也很惊人。这种情况，不仅对人们的思维带来巨大冲击，而且几乎颠覆了学界的固有观念和知识体系，造成人们对中华文物的认知混乱。要加强国家文物安全，保护中华文物这张“金色的名片”，首先要在文物鉴定上有所创新，不能再墨守成规，囿于旧有的文物鉴定理念，固步自封，伤害中华文物，所以，突破旧有观念的束缚，完善和提高文物鉴定，甚至重塑文物鉴定学科，就显得尤为必要。 目前亟需文化管理部门，将完善和提高文物鉴定技术提到议事日程上，需要做好以下诸方面的工作： 1制定文物鉴定技术学科规划和发展纲要； 2设置文物学和文物鉴定研究课题，提供相应课题经费； 3在吸收文物鉴定名家和收藏界中的资深藏家参加的基础上，集众人所长，结合科学检测数据，重新编写或完善各类文物鉴定的教材，作为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 4依托高校，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有理论有实践的文物鉴定后备人才； 5文物鉴定标准，所有国家科研机构有关文物的科检数据都予以公开； 6国家文化管理部门应该建立一个面向社会的文物和古代艺术品鉴定的机构或平台，综合运用目鉴、科检等手段，承担起破解眼下文物古代艺术品鉴定困局的任务。同时为各高校教学提供实物依据。 应该看到，当前着手完善和提高文物鉴定的时机和条件也在逐渐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即将颁布，国家决定对民间博物馆收藏的古代艺术品和国有博物馆的藏品一视同仁；对民间收藏的古代艺术品视为善意收藏（他们本是为国分忧而收藏，否则流往境外的出土文物和古代艺术品会更多）；过去专家只能鉴定传世文物的格局被打破，一些专家对出土文物的鉴定已经颇有经验；民间藏家的鉴藏经验也相当丰富，社会对文物和古代艺术品真伪的辨别能力整体有所提高；司法对文物的鉴定技术也日臻成熟，愈加具有裁判的权威性（有了司法鉴定的介入，专家水平的考评，相关文物的争议，也就不是难题）。 作者：范勇 （作者为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员、考古学系兼职教授，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民间文物保护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编辑：盘古收藏网 来源:盘古收藏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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