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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 ■本报记者 王一 瓷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日用器皿，经久耐用，同时，它也是文化的载体。自汉唐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行商不断，明代嘉靖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繁荣，作为这两条贸易通道上的重要商品，中国陶瓷见证了中外交流的繁荣历史。 近日，由历史学家阎崇年撰写的《御窑千年》一书，由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有关陶瓷的文化史，在阎崇年眼中，“制造瓷器这个伟大的行业，必有伟大英雄，必有惊世精品，必有动人故事”。 看瓷 用历史的眼光 ■瓷器既然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自然是应当研究的 ■瓷学的研究，就应该视野更加开阔，广泛进行学术交流 读书周刊：您是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清史、满学，很多人看到《御窑千年》后，都会诧异您为何“跨界”研究起了瓷器。 阎崇年：说“跨界”的朋友，一方面对我是关心的，我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则是对“历史学”还不够了解。 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人、事和物。人和事大家都了解，但对于物比较陌生，其实衣、食、住、行、车、马、船、轿等，都是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还有用，就是用品，如餐具、器物、桌椅、钟鼎、书籍、瓷器等。其中就有瓷器，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一项伟大创造，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瓷器”在英文里叫china，“中国”在英文里也叫China，是同一个词。这些都是历史，所以我研究瓷器，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并没有“跨界”。 还有，过去一段时期，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有点偏窄，主要为五个方面，被称作“五朵金花”――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毫无疑问，这五大历史问题都是重要的，也都是历史学应该研究的，但如果历史学仅局限于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偏窄了一些。 瓷器既然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自然是应当研究的。因为受了过去历史学研究内容过窄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历史学者研究瓷器文化是不是“跨界”了的问题。 又有，历史学者与陶瓷学者虽然都在研究瓷器，但着眼点、着重点、研究方法都不同，比如瓷器的种类、工艺、器型、特点、色釉等属于陶瓷专家研究的范围，而器物演变的历史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则是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元青花瓷器，为什么出现在元代？为什么是青花白地？为什么能运往中亚、西亚？这些与成吉思汗、四大汗国、蒙古文化等的关系，都属于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历史学者自然是应当加以回答的。 读书周刊：那么，对于“元青花瓷器，为什么出现在元代”这样的问题，您作为历史学家会怎么回答？ 阎崇年：明朝、清朝和民国的中国学者，都不知道有元青花瓷器的存在，见了元青花瓷器，或者说是明朝永乐、宣德的，或者说是清朝顺治、康熙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 第一个考证两件瓷瓶是元青花瓷器，俗称“大维德瓶”的，是英国学者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他于1929年初，在英国《老家具：家居装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一对写有日期的元代瓷瓶》。这篇文章7页，翻译成汉字约5000字。这是在国际陶瓷学界，第一次报告有元代青花瓷器的存在，这对于陶瓷发展史的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第一个考证元青花瓷为一类瓷器的是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他继霍布森之后，在国际陶瓷学界，第一次证明元青花瓷器并非孤例，而是一大类瓷器。1950年，波普远赴伊朗德黑兰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始了元青花瓷研究的新发现之旅。波普先到伊朗国家博物馆考察。据伊朗文献记载，公元1611年国王阿巴斯?萨菲，将宫廷珍藏的1162件中国陶瓷，献给阿德比尔清真寺。这批中国瓷器后来大部分由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 这两件事对我是一个启发，瓷学的研究，就应该视野更加开阔，广泛进行学术交流。 读书周刊：所以，您是以历史研究的方式来探寻瓷器文化的足迹？ 阎崇年：我是在以往历史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宫廷档案、拜读学术论文、考察窑址遗迹、参观博物馆藏品和了解烧造瓷器工艺的基础上，先做学生，后做讲说、再出书的。 当然，研究中也碰到了很多问题。《御窑千年》中讲述的瓷器，首先是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西高安博物馆等院馆所藏的、传承有序的典型瓷器，还有重要考古出土的瓷器。说到考古出土瓷器，如江西高安出土元代窖藏，共有23件元青花瓷器，其中有6件元青花梅瓶，都带盖，且分别写有汉字“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次证明元青花瓷器是中国烧造的。 我在上述博物馆里，多次观看瓷器。其中一次是1992年，我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赴台北出席“海峡两岸清史档案学术研讨会”。会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背后山洞的文物库房里，看了文物南迁时用铁皮大箱子珍藏的瓷器。每件瓷器，都用丝绵填充，用绸缎包裹；再用丝绸包着，再用绸缎包裹；如此一层一层，而每件包裹瓷器之间，再用丝绵塞隔……一只大箱，装不了几件瓷器。文物南迁，公路水路，辗转搬运，还有日机轰炸，由于文物押运人员非常爱国负责，竟然一件无损。 光有书本知识还不够，我还亲自参加烧造瓷器实践。一件瓷器烧造完成，需要七十二道工艺。每道工艺，我都或参观考察，或亲手操作，如烧窑点火，熄火开窑，多次到现场，自己动手操作。这些对于我这样一个整天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人，实在是个大收获。 品瓷 从时代的印记中 ■通过瓷器去学习和感悟中国历史，可以感触到更加亲切、更加温暖的历史 ■因为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重要货物，“丝绸之路”又被称作“瓷器之路” 读书周刊：对于中国人而言，瓷器并不陌生，但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它的历史。了解瓷器的历史，有什么用？ 阎崇年：这个问题，要分开来说。 第一，瓷器对于过去的中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比如，打开《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分门别类，著作繁多。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统计，采入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其中茶学著作收录了八部，但关于御窑和陶瓷的著作，居然阙录，一卷没有。 第二，瓷器伴随中国历史走过了一两千年，从茶器、酒器、水器、餐具，到礼器、文房、雅玩等等，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瓷器折射出时代的风貌，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因此，通过瓷器去学习和感悟中国历史，可以感触到更加亲切、更加温暖的历史。 加强瓷器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可以提高文化自信心，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提到的“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中国古代贸易中，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和茶叶一起，通过陆海两条通路走向世界。千年以来，瓷器如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阎崇年：早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丝绸、茶叶、瓷器或作为商品，或作为礼品，到了外国，受到那里的王公贵族、部落酋长、富商大贾、宗教首领等的珍爱。 到了宋代，海上贸易大为发达。这时的瓷器，曾成船出口。因为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重要货物，“丝绸之路”又被称作“瓷器之路”。这有水下考古史实可以作证。以“南海一号”为例，1987年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南约20海里上下川岛海域，在古代海上瓷器之路航线上，发现南宋初的一艘沉船，位于海面下27米深处，被2米多厚泥沙覆盖。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船长30.4米，宽9.8米，高约4米，载重近800吨。经过数年保护整理，船内计有南宋瓷器30余种、6万余件。这些沉没海底800余年的瓷器，大多完好，品相如新，许多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瓷器，主要有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浙江慈溪和龙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等。这艘“南海一号”是世界航海史上迄今发现的沉船之中，年代最早、船体最长、保存最好、文物最多的远洋贸易商船，堪称“海上瓷器之路”的一颗珍珠，是南宋“海上瓷器之路”的一个重要历史证据。 到了元代，海上陆上，交通运输，更加发展。在陆路，驿站交通，遍及中国，横贯欧亚。在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阿力麻里），出土的元青花凤首壶、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蒙古包、甘肃武威出土的元青花高足碗、内蒙古黑水城出土的元青花碎片、内蒙古集宁古城出土的元釉里红玉壶春瓶、西安出土的元青花人物图?F等，丰富多彩，价值非凡。在海路，今宁波、泉州、广州、钦州等是中国“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港口。 到了明代，从郑和下西洋开始，瓷器大量对外出口。如有书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袭击葡萄牙商船，得到中国瓷器约60吨。后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买了一套餐具。据《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运往荷兰的瓷器，万历四十年（1612年）有38641件，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有69057件，两次共107698件，数量之大，实在惊人！ 思瓷 在不断的创新中 ■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 读书周刊：如今，也有很多其他有关描写、阐释瓷器的著作，《御窑千年》与这些著作有什么区别？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阎崇年：我的《御窑千年》被读者称作是“简明中国瓷器文化史”。我是以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论，来思考、研究、撰述近千年御窑瓷器历史的。 它既是书稿，又是讲稿，力求言出有据，所举瓷器有本，同时以文化为主线，尽量通俗易懂。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要努力追求“四个明白”：一要“学明白”，就是自己要把讲的内容弄明白，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二要“写明白”，自己心里明白，不一定能用文字表述明白，所以文字要尽量写明白；三要“讲明白”，写明白不一定能讲明白，要力求讲得雅俗共赏，事理圆融；四要“听明白”，就是自己觉得讲明白了，但观众、听众往往没有看明白、听明白。作者应当细心体察，用心琢磨。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在帝制时代，建筑、舟车、武备、器物等主要制造者是工匠。《说文解字》 说工匠：“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匠，木工也。从匚、斤、斤，所以作器也。”工匠是既重规矩、又巧成器物的人。良工巧匠，尤为难得。瓷器由能工巧匠打造，是否也说明了中国是有工匠精神的？ 阎崇年：御窑瓷器是工匠和民间的、宫廷的艺术家共同烧造的。我在《御窑千年》中说过：“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是中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一个弊憾。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备受欺凌？原因之一，就是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从本质讲，瓷器是工匠烧造出来的。景德镇有句民谣：“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能工巧匠，烧造成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精美瓷器，不仅创造了历史，也为中国文明增添了光华。 工匠精神，人人可学。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唐英，被从内务府派到景德镇御窑厂，先任协理督陶，后任督陶官。他以内务府员外郎的官职，在47岁那年，到了景德镇御窑厂。“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就是说：唐英闭门谢客，不应酬、不唱和、不访客、不出游；放下架子，与工匠同吃饭、同劳作、同聊天、同休息；钻研业务，学窑务、学管理、学技术、学瓷艺；最后成为内行，会制胎、会釉料、会彩画、会窑火。唐英在窑务二十余年间，主持烧造上百万件瓷器，工艺精美，难度极大，创造了中国瓷器史上一座高峰、御窑史上一个辉煌。 读书周刊：品味官窑瓷器，可以看到工匠精神的传承，透视器物背后的兴与废、了解御窑生产的进与退。 阎崇年：我觉得应当从千年御窑历史中，学习和体会创新精神。我们身处一个新时代，处于经济、文化、科技领先的新时代。就瓷器的烧造而言，从唐代的秘色瓷，发展到宋代通常说的五大名窑――汝、哥、官、钧、定，实际上还有福建的德化窑、建窑，陕西的耀州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等，都对陶瓷历史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后，元代青花瓷，明代斗彩、五彩，清代珐琅彩、粉彩等，一直在发展，不断在创新。所以，我在书中强调：“御窑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正如《大学》开宗明义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此，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 (编辑：盘古收藏网 来源: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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