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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家回归体制内引来种种质疑之声

盘古收藏网 2013/8/20 12:02:29 【字号 】 【关闭

   在一部分人纷纷对“方主任”表示祝贺的同时,网上同时传来种种质疑之声。

  “画家到底该不该进入体制内?”、“被体制收编的艺术家,还能有以往的创造力吗?”两个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蒙德里雷:以前处于边缘的当代艺术,已经开始主流了?@优质光学牛犇:官方机构进步了还是方老师被招安?@日照飞虹:一个已经被标志化符号化的画家,如果生活得太滋润,已经没有动力在创作的道路上继续探索,那就被招安投靠体制吃老本好了。在体制内不就是混嘛,混完后半生得了,方老师的后半辈子就那样了。往好的方面去想,衙门里面好修行,作为艺术家如果不和生存的环境起冲突只会去顺应体制,那么他的作品肯定就没有触动人心的力量。如果他在体制内敢于跟体制抗争或许能激发他第二次创作高峰。

  中国的画家可以从地域、师承、年龄、题材等角度,分出很多类型,其中最有实质意义的,要算从其体制归属的划分。所谓“体制”,本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构设置、隶属关系、管理权限等方面的体系制度,但对于中国的画家个体,“体制”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体制的内外,是区分画家生存形态和创作形态的显著界限。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愈来愈多的画家脱离事业单位,成为体制外的人。特别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艺术院校学生流落北京,在圆明园附近聚居成画家村。其后著名的“画家村”还有北京上苑、宋庄,上海苏州河、浦东,深圳大芬村等。画家因为脱离了艺术体制的束缚,赢得了创作自主权。有趣的是,这些失去了正式职业的“体制外画家”,反而因为完全以绘画谋生而被称为“职业画家”。

  杨晓阳强调,中国画院的体制、中国的美术,从古到今都得到了国家最高层的参与支持,这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这也是中国成为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优秀传统应该继承,现在要做的是在新形势下如何完善它。也就是说,该讨论的不是画院该不该存在的问题,而是画院如何办好的问题。

  “如果将2000年上海双年展看作当代艺术转型的开始,2011年艺术市场的不景气,当代艺术以一种硬着陆式的转型告一段落,并进入一个先天不足和被扭曲的发展瓶颈期。”著名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朱其曾撰文批评当代艺术生态的庸俗化。

  朱其认为,当代艺术如同一架飞机硬着陆式的坠地,不免伤痕累累遭受重创。这架飞机在十年转型中表现出四大困境:1.合法化只取得一个“被统战”对象的地位,但其批判性和价值观并未获准登堂入室;2.艺术市场呈一种初级的“传销”状态,未能转型为一个行业自律和以学术为基础的成熟市场,大量资本被浪费在没有艺术史价值的油画投资上;3.对西方艺术的学习暂告结束,但没有产生突破性的标志艺术家,反映出几代艺术家在艺术学养上的先天不足;4.艺术投资、展示、传播和市场等领域新加盟的人口暴增,但大部分从业人员不懂艺术,使得这些领域呈一种低水平的表面繁荣,当代艺术总体上过度的商业化、时尚化,不再具有前卫主义的性质。

  “‘招安’不是一件坏事。前卫艺术‘招安’也好,怎么也好,无非就是进入国家体制,因为艺术总是要进入某种体制的,问题在于怎样体制化,体制化到什么程度。”美术批评家王林的观点是:“艺术和体制的关系是相交圆的关系。体制不能覆盖的部分,正是艺术的野地。” 他认为,正像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将适合需要的野生动物家畜化、家禽化一样,前卫艺术的许多成果必然会进入到国家体制和官方体制之中;但也正像野生动物不可灭绝一样,前卫艺术不可能完全被体制化,尤其是创作的发生。为了保持社会必需的自然、自发、安新、自主和自由的艺术力量,应该答应野地和边缘的存在。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陆云红

(编辑: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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