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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八世纪唐人设立官窑到1911年清朝覆亡，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存在了九百多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在道光以前，我们却很难在官窑器的制作史上找出一个富于个性的瓷绘大师。那是因为官窑器的制作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出现大师,制作官窑的工匠只能按着朝廷发来的经过皇帝审定的样子，以专门分工流程为原则，勾线的专门勾线，填色的专门填色，根本没有个性可言，作品上更不能署上瓷绘者的名字。 
官窑器虽然精美绝伦，但却缺少艺术个性和文化内涵。所以，尽管陶瓷上的绘画与丝织品上的绘画几乎同时面世，但中国绘画史上从来没有瓷绘的位置，瓷绘只是工艺美术史中的一个方面，千百年来，瓷绘始终沦为匠人的名份，徘徊于绘画史的边缘。 
在这个过程中，官窑器丢掉了一个自新的机会，即是清代著名陶官唐英所制的“唐窑”。唐英督造的瓷器不但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而且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他绘制的诗文笔筒和书写的《朱文公家训》瓷板等，颇具文人气与书卷气，完全脱开了宫廷官窑的碧丽堂皇和缺少文化内涵的窠臼。 
然而，唐英这种形制的官窑却没能坚持发展下去。尤其是清三代以降，以程式化和精美度为主的官窑器越来越没有了个性和文化内涵，纹饰、款式总是局限的那些，瓷绘步入了宫体的、衰老的、贫血的时代，萎靡不振的堕落时代。 
然而同任何事物一样，堕落到了尽头，转机也就自然来了。清王朝发展到道光、咸丰朝，国势江河日下，尤其是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朝政和整个社会包围在令人窒息的阴霾中。景德镇御窑厂也一改往日的繁盛，珠山石畔，半弓园里，浅草残枝间都是细弱的虫吟，入夜的窑火也显得虚空而疲倦。在这样的情势下，千年古镇里忽然吹进一股清新的风，接着是小楼细雨，深巷杏花。这就是兴起于民间的瓷绘艺术：浅绛彩瓷。 
这种由瓷绘者独立完成的低温釉上彩瓷深受市场欢迎，也为喜欢文人画创作的画家们找到了一条新的生存之路。同时，这种瓷绘艺术也很快传入濒临倒闭的御窑厂中，在金品卿和王少维的两支笔下，民间艺术得以进一步升华，御窑厂里也现了“瓷本绘画”——浅降彩瓷正式登上了中国瓷器的最高殿堂。 
瓷本绘画虽然载体不同于纸本、绢本，但与纸本、绢本绘画却从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诚如孔六庆先生所说：“随着宋代白描的成就而出现了宋磁州窑黑花;随着明清版画的成就出现了康熙古彩;随着恽南田没骨花卉的成就出现了雍正粉彩;随着文人山水画的风行出现了晚清浅降彩瓷。 
这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显示了较为清晰的陶瓷绘画系统。”(见孔六庆著《中国陶瓷绘画艺术》)这似乎是中国陶瓷绘画发展的一个必然。研究者因此把彩绘瓷画艺术历程分为创作、改良、发展变化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晚清、民国初期，由画家参与创作了大批浅降彩、五彩、粉彩作品，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继承上时期作品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粉彩”;第三个时期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各种风格工写兼备的彩绘瓷画引领风骚。 
当代著名花鸟画家师行坤的瓷本绘画，从个人风格上说，走得是文人画的画路。宋元以来，文人画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反映在瓷画上，晚明至清前期的青花山水从一定程度上已具有较强的文人气息，但直至晚清始，一批文人和具有文人修养的艺人参与瓷画创作，才使文人精神的绘画真正入瓷。其后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粉彩，更把这种建立在文化道统基础之上的绘画风推向了一个高峰。
行坤先生深得中国文人瓷画之奥妙，讲究意境、气韵、神采，他视瓷胎犹如纸绢，釉彩仿佛水墨，应物写形，随类赋彩，有意弱化了陶瓷绘画的装饰意味，而孜孜于“绘画意”的追求。他的作品笔法简逸，空灵疏宕，清雅明丽，神韵自然，如明月松间照，似清泉石上流，同时较注重同一器型的认真营构，使之臻于完美，具有强烈的审美冲击力。 
文人画尤讲气韵，“气”在“韵”先，无“气”则无“韵”。气韵或发于笔，或发于墨，或发于意，或发于无意。古人认为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更下之。发于“无意”，即是发于“天机”，这才是最高端的气韵。气厚而后能苍，神和而后能润。“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这是《宋史·宗炳传》里记录的宗炳所说的一句名言，充分体现了那个文人画滥觞的时代士大夫们自娱自乐的心态。 
在崇尚文人画的时代，最高的审美意趣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只是审美追求，审美画面，审美文字的载体，画面所蕴涵的“道”才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的这句名言，用来评判师行坤的瓷绘作品可谓恰到好处。 
陶瓷文化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一条不曾断裂的长线，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母体文化符号。如果还有一种文化或艺术，能够具有非民族主义、非地域政治、非西方话语的当代性，陶瓷无疑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景德镇，这座偏居一隅的小城在艺术创作的敏感性上依然显得过于后知后觉。在刚刚过去的景德镇艺术瓷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里，这里似乎除了忙着评大师尚未发生任何大事，处处弥漫着遗老遗少的心态和做派。 
所幸的是如师行坤一样一大批国内外一线艺术家从没有中断过对陶瓷绘画的探索，成为中国陶瓷文化创新最为活跃的因子，他们不断将原创性瓷本绘画推向时代的前台，努力将中国当代的陶瓷艺术形成于区别传统工艺审美的新的艺术体系。 
毫无疑问，这些卓越艺术家的努力与付出，都将大大推动中国陶瓷艺术创造的历史进程。他们的探索以及打开的艺术表达领域具有不能被遗忘的价值。 
2015年1月26日夜于弹寂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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