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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锦堂，1929年生，甘肃省陇西县人，现任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名誉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新亚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教授、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佛学顾问、夏威夷佛教总会副会长、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及外文系合聘客座研究教授、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河北师范学院名誉教授、兰州大学名誉教授、甘肃省黄河奇石馆名誉馆长等。
 罗锦堂近照（任祚旺/摄） 2009年9月2日，笔者在鹏城造访深圳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汪开国期间，正遇汪先生诗集新成，欲请教于罗锦堂教授。于是，素与罗锦堂先生有笔墨交往的深圳石锡铭君，打越洋电话至罗锦堂先生，一并请示采访搜集《陇中儿女》素材之事。当惴惴不安的我听到电话中罗先生对两件事都慨然应允之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笔者对罗先生的道德文章仰慕已久，手头即珍藏有几篇别人写他的文章，如牛先民先生的《学者之路——记夏威夷大学教授罗锦堂》，小叶秀子《走进美国华裔名人的家——罗锦堂：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陈艳群《罗锦堂耕耘国学半世纪》等。但还是唯恐管中窥豹，以偏概全，故两次拜访罗锦堂先生之侄——陇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罗克仁先生，从其处借来罗锦堂先生著作七部，仔细拜读。但自知识见狭隘，所述片面，加以尺幅短章，难以尽述罗先生成就之万一。
下笔之时，颇费踌躇；思索良久，还是以罗先生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写于檀香山的一诗《写怀》中的两句为题。现将全诗敬录如下：
垂鞭执教过重洋 一片丹心达上苍
博我新知光故国 传他旧学振家邦
西方自古擅科技 东亚由来重纲常
待到春风花发日 满门桃李散奇香
中国台湾第一个文学博士
作为“中国台湾第一位国家文学博士”，读者也许对罗锦堂先生当年如何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颇感兴趣，现将其摘录如下，也可和今日攻读博士学位者做一比较。
 罗锦堂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罗锦堂先生著《明代剧作家考略》
陈艳群《罗锦堂耕耘国学半世纪》一文中如此记载：
1960年1月10日，台湾师范大学研究生罗锦堂以《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论文，成为中华民国教育部授予的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之第一人。
当时，台湾、香港的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意义非凡的文坛盛事。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场历经知识与智慧、学术与权威之间的艰难较量，仍清晰地印在罗锦堂教授的脑海里。
端坐在单人课桌后面，面对高悬的“博士学位论文考试试场”横幅下，七双温和且具挑战性的慧眸，近距离地朝罗锦堂齐齐射来。教育部对首次博士论文口试极为重视，特请胡适挂帅，邀梁实秋、郑骞、台静农、戴君仁、李辰冬和苏雪林，共七位文学知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组成实力雄厚的考试委员会，以七对一轮番提问的阵式，就罗锦堂的《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博士论文的范围、研究方法、引证资料及结论等，向罗锦堂抛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
 于右任给罗锦堂先生当证婚人 口试时间为两小时。当时罗锦堂深知，今天能坐在这里参加博士论文口试，机会来之不易。当初教育部长张其昀大力提倡设立博士学位时，在台湾大学遇到了一些阻力。经辗转后得到台师大校长刘真和文学院院长梁实秋的支持，方使成立博士学位这一设想在台师大得以实现。1957年，首届博士学位招收时，报名参加考试的文人志士中不乏教授之辈。待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进入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唯罗锦堂一人。 攻读博士学位时，除了选科外，还要圈点十三经，外加《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不过，“三年中，花费我最多时间的是研读廿四史、大部头小说和名家笔记。研究古典文学最重要的工作是考证。尤其是具有故事横贯其间的元曲。考证其本事的工作就更重要。研究二十四史及名人笔记，目的就在弄清楚每一部杂剧的来龙去脉。”三年研究的结果，罗氏将现存元人杂剧归纳为八大类。“这分类也就是我博士论文的结论”，他说。
在博士论文口试前，有人曾预言，罗锦堂这次考试必输无疑，因为他的论文是用文言文写的，而主考官胡适极力提倡白话文，这不是跟胡适唱对台戏？何况，胡适那时并不主张在台湾设博士学位，他认为台湾的程度还不够。热心的人建议罗锦堂考前先去拜访一下胡适，礼节上疏通疏通，被罗锦堂一口回绝，“我做了一辈子硬汉子，不能因考试而做了软骨头。坚决不去，考不取也不去！”
没等主考官发问，梁实秋先将敏感的问题抛出：“胡适提倡白话文，你怎么用文言文写？”罗锦堂镇定地回答：“我也喜欢白话文，只是字数太多。这篇论文已有四十多万字，如用白话文写，恐怕要一百多万字。”胡适居然没反对。两小时紧张的考试时间已过，正想松口气，岂料胡适举手：“我以主考官的名义要求考试延长一小时。”高等教育司司长罗云平见状，连忙给罗锦堂倒了一杯汽水，说：“你这才是真正的考试啊！”
口试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之后罗锦堂退出，由全体委员秘密投票，结果通过了授予罗锦堂文学博士学位。出大学至博士十年寒窗，罗氏终成正果。事后，胡适坦诚地对罗锦堂说：“昨天我是不是给你太多麻烦？你的论文题目实在太大了，尤其是元人杂剧的分类那一章，无论是谁也分不好！为了主持你的口试，我临时抱佛脚，在中研院的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每晚准备到深夜三点……”说完，胡适拿出事先准备请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吴廷琰签名的纪念册，请罗锦堂在上面签名留念，并赠送自己的一张照片和为主考罗氏而准备的一本笔记（此笔记，后来罗氏又转赠给“胡适纪念馆”）给罗锦堂。
罗锦堂一生与教育结缘极深。自小入私立学校起，他便没有离开过校园，只是身份由学子转为教授。直至2007年底，81岁高龄的罗锦堂，仍站在夏威夷大学的讲台上，畅谈诗词歌赋。这位国学的捍卫者来自历史文化璀璨的甘肃陇西，将中国文化的种子播撒至欧亚美三大洲，在不同的国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当年的第一文学博士门下已是博士云集。
一位德国教授感叹说，你们录取博士简直是古代中国考状元，全国竞选，只取一人，太难了！太难了！
与大师们的交游
胡适、傅斯年、于右任、钱穆、郑骞、董作宾……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有的是学界巨擘，有的是革命元老，但无一例外，都与罗锦堂有着特别的缘分。师焉？友焉？从他们身上，罗锦堂获得的教益非浅。
在台大当系代表时，新上任的傅斯年校长，将中文系的图书室取消了，同学们敢怒而不敢言。罗锦堂初生牛犊不怕虎，便代表学生去见傅斯年。傅叼根烟斗问：“这是谁的意见？”罗：“大家的意见！”傅将桌子一拍：“大家？共产党就是利用大家造反的，你是不是共产党？”说罢，见罗仍然站着不走，接着说：“你们这个图书室净是些翻译的俄国小说，那是共产党才看的书，所以我要取消。”罗机智应对：“那些书可以取消，我们也没看过，但别的书不应取消呀，不能因几本书便将整个图书室取消，这岂不因噎废食！”傅问：“那你看什么书？”当时罗正读楚辞，就举出一堆书名。在讲到郭沫若写的《屈原》时，傅说：“这本书可以看！”罗正为校长的倨傲愤愤不平，立即反问：“你说共产党的书不能看，为什么又可以看郭沫若的书？”傅语塞，顿时恼羞成怒：“你是哪里人？”答：“甘肃人！”傅又说：“甘肃就没有一个能读成书的，你读什么书！”一挥手说：“你们这些小孩子懂什么，有事找系主任去!”傅斯年的学问之高和脾气之大在台湾学界是出名的。他爱训人，好发火，得罪过不少人，许多人恨他。但只有一个人对他的“训”却刻骨铭心，永远不忘，那就是罗锦堂。他默默思忖：傅校长，你凭什么如此小看甘肃人！你如此盛气凌人，不就是因为有学问，有成就，写了不少书嘛。我就要争这口气，写几本书出来，让你对甘肃人刮目相看！于是，这一训，便训出了一个“罗氏系列成果”来。
一年后，罗锦堂参加诗选考试，这正是他的强项，加上挨训后暗自发愤，于是一挥而就，第一个交了卷。恰巧傅校长来巡视考场，见有人这么快交卷，拿起来一看，题为《读杜甫诗后》。诗曰：
杜公何为者，坎坷穷途叟。妻子叹绝粮，亲故伤老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时时忧黎元，四海常奔走。举手射天狼，翻身摘北斗。非图身安乐，但畏国衰朽。三吏与三别，生民病苦久。旅食住京华，难为狮子吼。鸿鹄志不伸，吟诗百千首。以此警愚顽，声名万代有。
傅校长读后问台静农：“诗写得好，这学生是谁？”台大笑道：“这就是你所说没有读过书的那个甘肃人！”傅斯年也跟着哈哈笑起来，连说：“忘记了！忘记了！”这一来，倒是对这个甘肃人印象深刻了。过了一年，罗锦堂当选为台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傅斯年对他更为垂青，凡是罗组织的活动，有请必到，要多少经费也照批。罗由此又一顿悟：一个人不怕别人看不起，就怕自己不争气啊！
1950年，傅斯年出席省议会，谈论台湾大学经费拨款事宜。有的议员认为台大开支较大，提出缩减。傅据理力争，不仅得不到支持，还引来一些人的反对之声。傅极为生气，因过于激动导致脑溢血发作而当场辞世。罗锦堂闻讯后，立即带了一群学生，会同校领导赶到会场，将傅校长遗体护送至殡仪馆，同时组织学生印制了三千多张傅斯年遗像发给同学们和送葬的来宾，并以学生会的名义建议将傅校长葬在台大校园一角，取名“傅园”。当即得到出席追悼会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等人的支持，四十多年后，今日之傅园，林木葱茏，环境幽雅，成为台大一景。当时有些师生不解，为什么罗锦堂对傅校长如此情深，而以前他把你训得好惨。罗锦堂说：“第一我钦佩他的学术成就；第二敬佩他为台大尽瘁之功绩；第三感谢他那一训，训出了我的志气，催我发奋，让我以成果争取别人承认。”
罗锦堂逐渐有了名气，一天，监察院长于右任找来监察曹启文问道：“最近《大陆杂志》连载的《读曲纪要》，文字流畅，见解独到，很有文采，看来是位资深的学者写的，但又听人说，他是甘肃人，则否请他来谈谈。”曹找到罗，传达了于右老之意。罗锦堂觉得同大官交谈，很拘束，便借故推辞了。第二次又来请，罗说：“我怕见大官，请转达于右老，感谢赏识，我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他的期望。”曹启文说：“于右老几次请你，难道还要他亲自来台大宿舍看你不成？”罗无奈，只好到了监察院。可副官要看名片，罗没有，副官说不好通报，罗掉头回去了。于右任得知后，第二天派专人接来罗锦堂。于右老见到罗锦堂，竟忘了拿手杖，亲自出来迎接。啊！这罗锦堂原来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何况还是个西北同乡！大喜。两人第一次交谈便有投合共鸣之感，于是约定每周见面一次。两人年岁相差几代，但思路十分融洽，每在一起便谈笑风生，经常废寝忘食尚觉言犹未尽。日久便成忘年之交，无话不谈。
 罗锦堂先生著《南曲小令谱》 1960年，罗锦堂新婚之夜，天未亮，忽闻叩门声，披衣开门，原来是于老的副官，说于老彻夜未眠，着衣读曲，其中有一作者自号丑斋，不知何人？罗锦堂当即回书曰：“丑斋乃元曲家钟嗣成之号，因其貌不扬，故丑斋自号。另有徐再思喜食甜品，取名甜斋。贯云石爱吃酸品，取名酸斋。”从此，于右老对罗锦堂更为器重。他经常对这位年轻人说：“为学者之有成，必先清心寡欲，经得起冷落，无急功近利，方能学有所成，终有收获。”于老爱护后生之殷殷情怀，使罗锦堂终身难忘，愈益坚定了一生不旁骛，对准成果进取之意念。而于右老为人之虚怀若谷，真挚热诚，超凡脱俗，冰清玉洁之风范，以及书法之神逸潇洒，更使他肃然起敬。四十年来，罗一直将于老亲笔题名之照片轩置于台前，时时以于老之教诲自勉，以成果报答于老之殷切期望。  罗锦堂先生著《北曲小令谱》 到台大后，面前站着这么多令人仰视的学者，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则是郑骞教授。郑原是燕京大学著名古典戏曲学家，他写的《北曲新谱》、《李师师流落江湖道》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罗锦堂发现他平时虽少谈笑，寡交游，正因此，所有时间都潜心研究学问了。他家藏书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常常能在郑老师的书架上面看见。他性格内向，木讷，一般人觉得和他在一起无话可说。但罗发现，若向其请教，他会热忱作答。罗锦堂掌握了这一特点，每次找郑老师，先将要请教的问题一一列出，见面后便展开问答式的交流叙谈。无需客套，没有闲话，目的明确，问完即止。真是高质量，高品位，高效率的交流。罗锦堂的本科毕业论文《马致远的作品研究》、硕士论文《中国散曲史》和博士论文《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等三项成果，从课题、研究方法，都得力于郑老师指导。至今谈起恩师来，敬重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若无郑老师帮助，难有三士（学士、硕士、博士）、三果（三本专著）的成绩问世。  罗锦堂先生著《中国散曲史》
罗锦堂找到的另一位高手是主办台湾最高学术刊物《大陆杂志》的董作宾先生。《大陆杂志》上许多高水平的文章使其受益非浅。一天他突发奇想，古人十多岁便能写出像《滕王阁序》那样脍炙人口的文章，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敲《大陆杂志》的门呢？于是他去拜访董作宾，谈了自己读《大陆杂志》的感受。董高兴地问，你写过什么文章？答：写过一些读书感想，但从未发表过。董说，可以送来试一试嘛！他即选了一篇《读琵琶记》给董送去。几个月后竟发表了！成了罗锦堂的处女作。世界上许多事情在你未能实现之前会觉得神秘，高不可攀，但重要的是敢于“第一次”“试一试”，一旦成功，往后胆也壮了，方法也多了。从此罗锦堂连续在《大陆杂志》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向高手求教，这可是罗锦堂走上成功之路的绝招了。倾慕高者，在自己的脑海里塑起一座巨人的碑林，经常进行自勉，的确为成功之良策。
孔子的《论语》与修身
2006年中国国庆七天假日期间，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女教授于丹，在中央电视台讲了七节《论语》心得。始料未及，奇迹出现了：《论语》立时成为全国街头巷尾议论、各大网络论坛、大小报刊的主题语。一个月后，《于丹〈论语〉心得》出版，书店前出现数公里长龙争购，一个月便售出了一百多万册。这令中国领导层乃至哲学、文学、艺术和海内外传媒界深感惊讶之余，纷纷议论探讨：为何这两千多年前的古文，竟对如今中国老中青年，突然产生如此巨大之吸引和震撼力！
其实，在此之前，罗锦堂就对《论语》有所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学者王书林写了《论语评注及异文校勘》，请罗作序。这促使他研究了一次《论语》，写就了一万多字的长篇序言，不少观点受到学术界重视。
为此，罗锦堂于2007年4月20日，应邀在檀香山华人茶会上作了“孔子的《论语》与修身”的讲座。
 罗锦堂先生与张学良将军 为何我们的先哲几百年前便有“半本论语治天下”之评说；为何胡适先生说“中国最早出名，而且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便是《论语》”；为何许多东西方有远见卓识之大学者说“论语的影响超越时空，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读者都深有意义”；为何据日本学者统计，全世界评价《论语》的论作已达到四千种之多，而在它的祖国，在被冷落了百多年后突然又闪射异彩，喷发而出？
罗锦堂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典故，为大家讲述《论语》的理论思想精华，及其对二千年中华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的深远影响，探讨当今中国出现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热的背景和现实意义，以及海内外中国人如何从中获得自身和国家民族的思考、挑战与对策。
罗锦堂先生在讲座中将《论语》的精华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浓缩：
文学的情趣。由于《论语》自南宋朱熹以来，被列入四书五经之内，
因而读《论语》的人，只把它当作圣人的经典看，遂忽略了他的文学情趣。我们看他运笔之灵活，结构之紧严，以及辞句之精粹而言，都是后世散文的典范。我们读了，不但有高超的文学情趣，而且也可以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使读者自信在古老的中国，也有一个更圆、更大的月亮！
例如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陈亢（即学而篇的子禽），怀疑孔子一定有些特别的学问，不传给门人，而传给儿子；于是就向孔子的儿子伯鱼（即孔鲤）道：你在你父亲那里，听到过特别的教诲吗？伯鱼道：没有呀！但有一次，我父亲独立在厅堂上，我在中厅走过。我父亲问我:你读过诗了没有?我回答:没有!我父亲就说，你不学诗，就不会讲漂亮的话与人应对！于是我就回头读起诗来。另有一天，他又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就放开脚步，走了过去，他问我学过礼了没有？我也回答说没有！我父亲说，你不学礼，就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身处世。我回来又开始学礼。我私下所知道的就这两件事情。于是陈亢回到房间后大为高兴，而且得意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样知识，一是知道学诗，二是知道学礼，三是知道一个君子之人，对待儿子和对待其他的学生，并无不同（《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由此可见孔子的大公无私。
哲学的修养。在论语中，虽然多是日常生活的谈话，但在谈话中，却含有高深的哲学思想，以启发我们的才智。它往往把周密细致的哲理，夹杂在美丽多趣的文字中。例如在《子罕篇》中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几句话，简单明快而富有诗意，令人毕生难忘。由于孔子走到河边，看到河中的水，日夜不停地流动，因此而感慨岁月不居，时光不再，藉以勉励弟子们及时努力。犹如《易经》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样，不过孔子在这里却以流水取譬而已！后来如李后主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苏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都是受了孔子的那句话而延伸出来的。  罗锦堂先生著《行呤集》 宗教的观念。在论语中，涉及宗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少，而孔子本人，无论讲学论道，只谈人事，不说鬼神，所以说：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第七）。 是说孔子不肯随便谈论虚无缥缈、无徴不足信的事，如木石、山精、水怪之类。其次，孔子施教，主张以仁义感人，不主张以暴力服人，所以不谈论勇力之事。至于如小而反上，子弑父、臣弑君之类的事，孔子更深恶痛绝，不忍去说。另外类似后世求神、问卜、掷筊、抽籖等类的事，孔子主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所以也不谈。但对去世的先人，他主张应该慎终追远，不忘祖德；所以在祭祀鬼神方面，一直抱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态度，却不涉及任何迷信。
钱穆先生曾说：“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子实有一极高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与世界各大宗教，并无大异。”（钱穆《论语新解》经钱先生这样一说，我们才明白，孔子虽非一宗教主，但与其他的宗教主比较起来，并无大异。所以凡遇大事，孔子及常说到天命。记得有一次，孔子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学生子路请求向鬼神祷告。孔子问子路，有这样的说法吗？子路说：有的！在从前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我早已祷告过了！（《论语·述而篇》第七）由此可见孔子，并没有反对向神袛祷告的这一古代习俗。
孔子除了相信向鬼神祷告外，还经常喜欢言天命，认为人生在世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孔子以为人的财富，也是命运的安排，与能力的好坏，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就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意思；
……
最后再引一段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北京对洋学者大谈孔子学说的情形。据说当时有一位洋学者访问他，这洋学者本来想刁难他的。寒暄后，开口便问：四千多年前的孔子学说，为什么现在仍然适用？章太炎是个聪明人，鉴貌辨色，当然知道他的来意，便依照他所说的年代，面带微笑地对他说：四千多年前（？）一加一等于二，四千多年后，一加一，仍然等于二，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孔子的学说，仍然适用于今日了！这位洋学者，听了愕然，诺诺而退（杨炳暄《檀报·章太炎趣事一则》）。如果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也就借用章太炎的话以为回答！
曲苑漫步：同祖先对话
读硕士学位后，他发现元代前后三百年间出现的作家仅记入史册和有籍可查的就有280多人，戏剧作品有800多种，推动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但在外族统治中国的时期，为何会出现这样丰富的文化现象？而后来为什么又长期被湮没？导致中国的戏剧落后于欧洲的原因何在？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回答“为什么”！他又一头扎进图书馆满载线装古籍的书架旁，掸去覆尘，掀开倍受冷落无人顾及的篇章，去静静地倾听祖先的脚步声。他被带进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大师们的《望江亭》、《汉宫秋》、《西厢记》的戏情里，欣赏先贤们在舞台表演方面创作的（三五步行经百里；面对面如隔重山；四个龙套，千军万马；几下更锣，长夜即逝）独特表现形式。真是春华秋实，异彩纷呈，令他目不暇接，整个儿遨游在中国古典文化瑰宝的海洋中，神游魂翔，流连忘返了。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定位在这个经纬点上，矢志不改。他要让那经历千年，陈黄朽蚀的纸上，一个个文字苏醒过来，铮铮有声，娓娓吟唱，翩翩舞蹈。如果说，最初对马致远的作品研究，是从一个小窗口里窥见了中国浩瀚的古典文学，接着对元曲的研究，就是走进了一个大展厅，顿觉开阔，耳目一新了。三年后，他向老师和社会献出了《中国散曲史》，并立即受到重视。于右老为此书题词，写了七首七言绝句，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把它列入《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业书》而出版发行。其重要价值在于对元散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历史的、科学的评价。他提出元曲和杂剧产生和发展的四大要素：一是古词的衰落，古词原流传于民间，宋以来成了文人学士的专利，对音律修辞日益讲究，一般民众看不懂，而元曲和杂剧则不受格律限制，下至平民百姓，优娼妻妓，上至文人骚客、达官贵人，以及蒙族外族人等，都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它是词的解放。二是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知识分子仕途被断，沦为底层，于是将古代史籍中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写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以自娱娱人。三是民族矛盾的刺激。民众对异族压迫和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不满，不敢发泄，便寓抨击、抗争于娱乐之中，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四是外来音乐和乐器随着金人和蒙古族的到来进入中原，京胡、二胡、羌笛等丰富了舞台音乐，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和繁荣。
 罗锦堂先生著《明代剧作家研究》
在日本京都大学期间，他才知道，在日本学界有一支庞大的中国文化研究队伍，其力量之强和成果之丰硕，保存资料之齐全，令他大吃一惊！啊！泱泱中华大国，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亘古无双的灿烂文化，又为写书作典首创了印刷术这样优越的条件，竟未完整保存和继承发扬自己的文明。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愧对祖先。我们究竟创造了什么？还要继续做些什么？有多少人清楚？有多少人过问？如今还得到异国来求教，借资料，找答案。有些人在哈佛大学参加汉学研讨会，与会学者排出了100名世界有名的汉学家，其中80位是日本学者，其他20名分散在世界各地！唉，惭愧啊！从此他更加兢兢业业了，决心在这丰厚的资料中去寻找被国人遗忘和冷落的宝藏。一天，他在日本东京大学附近的书市中发现日本人写的《明代剧作家研究》一书，一口气读完，觉得观点新颖，史料翔实，许多引说的材料也是国人不知的秘籍。作者八木泽元，二十年前因读汤临川的《牡丹亭》而引发了对中国明代戏剧之兴趣，历二十年艰苦研究，积劳成疾，在病痛的挣扎中写成，并以此成果获得京都大学博士学位。出于对作者的敬佩和该书的学术成就，罗氏决定将它介绍给国人，不必为人家已解决了的问题再劳神了。计划半年译成，但动笔后问题来了，为一个字要推敲几天，为一句话到处查书而不获，弄得精疲力竭。几次想放弃，但又想一个日本人，为此含辛茹苦，奋斗几十年，自己如功败垂成，问心有愧。于是，又鼓起劲来译了下去。为弄清书中无名氏作者，他向世界各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写信询问才能解决。两年后，终于译成出版。从此，罗锦堂的研究也由毎士（学士、硕士、博士）一果，进入“一年一果”的高产期。
在香港大学期间，港大活跃的学术空气，丰富的资料，优越的生活环境，为治学创造了良好条件。他常常捧书凝思，任灵魂在浩淼的古典文学中遨游。或纵身杂剧、传奇中观赏民族文化之璀璨，或跃上戏台与先人齐吟共舞。那《西厢记》里的“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浪漫幽会；窦娥刑场上撕心裂肺的含冤莫伸；牡丹亭下之奇丽哀婉，是陶醉，是呼唤，时时撞击着他的灵感，要一写为快。五年内，他又完成了五部专著：《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明代剧作家考略》、《中国戏曲总目汇编》、《散曲小令选》。在古典文学艺术研究学者中如此高产者实在少有。
1964年，他得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基金会（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给美国的庚子赔款）有钱可申请。于是，通过力争，获得一笔经费。他历时一百多天，遍访了美、英、法、德、意、荷、韩、日8国的30所著名大学和国立图书馆，将各国收藏的中国古典戏曲保存状况、目录和研究成果等作了调查和登记，写出了《中国戏曲总目汇编》一书，成为各国家图书馆和著名大学必备的参考资料。
1990年，罗锦堂应邀出席中国古代古文学研讨会，写成的《从宋元南戏说到明代的传奇》被中国大陆作为《宋元南戏木刻本》一书的序言发表。《高祖回乡笺证》是应清华大学学报编辑之请写成的，另《非衣梦与绯衣梦》是为出席关汉卿国际研讨会而作，这类成果约二十多篇。
1966年，罗锦堂利用一年的假期，应邀到夏威夷大学主讲《中国古代戏剧》、《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等课，反映甚佳。校方请他留下。同时，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汉堡大学也在聘他。比较之后，只有夏威夷大学同意他坚持用汉语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主张，加之夏威夷大学条件较好，这里四季如春，风景如画，便就此扎下根来。
 罗锦堂先生著《中国古代文学》 在夏威夷大学三十年间，罗锦堂先后完成了《古代中国文学史》、《元人小令分类选注》和《英译元人小令百首》，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其中学术价值最高、社会反映最好，又最能代表罗的学术水平的，则是近五十万字的《锦堂论曲》。
著名元曲专家郑骞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写道：“予尝谓戏曲写作为我国古典文学较弱之一环，而戏曲研究则为治文学史者新辟之研究领域。正因前人为之者少，故后人可耕之园地甚多。锦堂酷嗜词曲，钻研不辍，至今二十余年，其寝馈于斯者不可谓不久。有积于中，必发于外。此二十八篇蓋即锦堂多年蕴蓄之发于外者。君正在盛年，复禀勤敏之姿，踏实着力，来日方长，则此论曲一集，谓之为‘云程始轫’，亦未尝不可也。”
广州南华工商学院教授牛先民先生评价说：“如果说，他早年的部分著作和译著是在倾听祖先的脚步声，那么《锦堂论曲》则是在同祖先对话，为祖先说话了。这本洋洋洒洒的大作，古今中西，涉猎之广，观点见解之独特，学术和知识性相揉之妙，文字之飘逸流畅，均为学术界所推崇。”
现略举书中观点，以求管中能够窥豹。
在《中国人的戏剧观》里，罗锦堂用一副联语来总结人生和戏剧的关系：
人生如戏剧，或君臣，或父子，或夫妇，或朋友，仔细看来，无非生旦净丑；
戏剧如人生，有贵贱，有荣辱，有喜怒，有哀乐，曲折演出，不外离合悲欢。
据此，他认为，“中国人的戏剧观”，也就是中国人的人生观。
在《元人杂剧论略》中，罗锦堂提出了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有四：文体本身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废除，社会环境的需要，民族压迫的刺激。
在《元人杂剧之分类》中，他将凌乱的现存元人杂剧归纳成历史剧、社会剧、家庭剧、恋爱剧、风情剧、仕隐剧、道释剧和神怪剧等八大类。
在《子弟与弟子解》中，他“认为元曲中的方言俗语，是研究杂剧的钥匙；必须想办法先得到这把钥匙，然后才可升堂入室，坐享其左右逢源之乐了。”
在《从宋元南戏说到明代的传奇》里，他勾勒出了“宋元南戏”演变为“明代传奇”的过程：宋室南渡之后，江南一带，本是中国的富庶之区，加以广州、泉州等几个大的国际贸易港，年年接济大量的关税，当日的财政，收入颇丰，不仅把江南一带，造成了高度的经济繁荣，同时形成了文化的中兴地。所谓诗人词客之流，也都沉溺于偎红倚翠，狎妓酣歌的生活中，大制其艳诗绮语了。就在这样的空气下，于是以杭州附近的温州地方戏为基础的“戏文”，便取得了普遍流传的机会。再由这种“戏文”，便渐次演变为后来的明代传奇了。
在《明代剧作家总论》中，他指出：戏曲作家地位的转移，及至明代，已到了士大夫之手；在他们当中，进士及第者至少有三十人。明代戏曲，像元人那样，好以市井俚语入曲的现象，已不复存在，而转向于修辞与藻缋的逞才弄巧方面去。明代剧作家的地域分布，比元代及清代都较为广泛。
 于右任先生为罗锦堂先生题字：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 （此碑现存于陇西县仁寿山上） 法国伏尔泰曾说：“欧洲贵族和商贾，凡在东方有所发现，只晓得搜求金钱、财宝，而哲学家倒是在那边寻着一个道德的世界。”
德国大诗人歌德，“则想在中国找到一个文学的新世界。”
歌德看了中国古典小说《好逑传》和戏剧《花笺记》、《玉娇梨》等作品后，写下了《中德四季与黄昏合咏》（十四首），并激动地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小说，当他们已经有小说时，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中生活呢！”歌德还说：“我们德国人如其不从我们自己的环境狭小范围内里向外观看，我们当然很容易陷入于玄学的自负，因此我很喜欢怀顾其他民族，并劝告无论何人也应当像我这样看。”罗锦堂《歌德与中国小说和戏剧的关系》。
……
博晓古今，可立一家之说；学贯中西，或成经国之才。
文学史上不乏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正如罗锦堂在《中国人的戏剧观》中所写：
本身不喜欢戏剧，而又偏偏专门研究戏剧的人，近人有王国维、潘光旦，以及郑骞先生等。然王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潘对于音乐戏剧，虽不厌恶，至少，从没有表示过爱好，昆曲，生平只听过一次，京剧生平看过两次，还是别人拉去的；郑骞先生也难得看一次戏，更不曾与任何伶人有亲密的往来。然而，王氏宋元戏曲史之作，掀开了中外学人研究中国戏曲的新纪元；由于潘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大大地提高了伶人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郑先生的北曲新谱，而予我们以研究曲律的正确指南。凡此种种，都是不爱看戏，不会玩弄乐器的人所作出来的丰功伟绩。再就我本人而言，既不会唱京戏，也不懂拉胡琴，更没有天天跑剧院、捧角色的雅兴，但是将近二十年来，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费在戏曲的研究上。
无独有偶，兰州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研究所所长赵建新先生，平生也不爱看戏，但是他在戏曲研究方面却也成果累累。
这些，都是偶然的现象吗？
也许，戏剧演出、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研究虽然都与戏剧有关，但三者毕竟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律；不同禀赋的人，兴趣不同，着眼点便不同，各自用功的范围便也不同。但是，他们相互配合，共同把戏剧这一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一次次推向一个更高的巅峰。
（文/王长华）
(编辑：盘古收藏网 来源:西北翰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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