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雨初：我是做牦牛博物馆的亚格博

　　亚格博 ，藏语，意即“牦牛老头”。

　　在拉萨市的西藏牦牛博物馆工作人员尼玛次仁的手机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他“偷拍”下来的：2014年5月18日，西藏牦牛博物馆开馆，大家正在欢庆这个难忘的时刻，牦牛博物馆创办人吴雨初的眼泪却不听话地掉了下来……

　　“我叫亚格博，我是老牦牛，我是做牦牛博物馆的！”在拉萨八廓古城，古董商都认识“亚格博”，“亚格博”这个名字是当地人叫吴雨初的，后来吴雨初也总会这样做着自我介绍。

　　亚格博今年62岁，他家在北京，这些年一直在西藏为牦牛博物馆而奔忙，这个春节也没好好过。

　　　梦里的牦牛+博物馆

　　亚格博年轻时曾在藏北工作了12年，那里的雪山、牦牛、蓝天、阿妈啦（即藏语“妈妈”）都在他生命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记。他的小伙伴、牦牛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次旦卓噶说：“他对西藏感情特别深，别人都是退休了以后往内地跑，他是退休了往西藏来。”亚格博重回西藏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他身为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还差三年退休，毅然辞掉了官职，只身奔赴拉萨，只为建一个他梦中的牦牛博物馆。

　　2010年，北京，一个冬夜。亚格博被美梦惊醒，在一个笔记本电脑的蓝色屏幕上，牦牛和博物馆两个词，像动画一般，一个从左边，一个从右边，奇异地拼合在了一起。亚格博就像孩子一样怀揣着这个秘密，独自享受着这份惊喜，“我就像意外获得了一个宝物！”他对谁也没有泄露天机，但他心里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回西藏办牦牛博物馆！

　　亚格博和牦牛的特殊情缘，关乎青春、生死、人间大爱，那是一份沉重又动人的记忆。1977年冬天，从江西师范大学毕业的亚格博进藏已至第二个年头。亚格博在从那曲地区回嘉黎县的路上，车行至阿伊拉雪山，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雪，50多个人、20多辆车被困，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寒冬，人们支撑了5天4夜，最后靠老式军用电台才与县里联系上。县里敲响食堂外的大钟，把干部职工动员起来，家家户户连夜烙饼子，送至百里外的阿伊拉雪山。先是县领导乘坐的吉普车送饼子，车走不动。再改由马队驮着饼子。积雪深至马肚子，马也走不了。最后是一群牦牛趟开了一条路。“我们几近绝望时，看到雪际出现一片黑点，知道县里的救兵到了。”亚格博回忆说，当被困的人们捧着饼子，看着在雪地上喘着粗气的牦牛，很多人都哭了，都说是牦牛救了我们的命。

　　而亚格博更以为，那个梦，其实是他多年来对西藏情感的凸显。“我从23岁到34岁，都在藏北度过，从最基层的乡，到县、地区，后来到自治区都工作过。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阶段，我有幸遇到了那么多善良的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影响了我的一生。”亚格博说，他离开西藏后，几乎年年都会回到西藏去，在那里他有很多朋友，基层牧民、喇嘛活佛、自治区领导……“我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关注那里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也不会做那样的梦。”更何况，亚格博始终不认可那种以挣多少钱、当多大官、住多大房、坐什么车、有多大名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观念。“别人也可能认为我这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一直认定，自己是否有价值要看有没有创造力。思想的创造力不需要什么来标榜。”

　　亚格博果真向北京市委提出辞去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我计算了一下，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三年多时间，我要抓住这三年时间，把牦牛博物馆办成。”亚格博说，辞职这个过程没有什么挣扎和纠结，这个正局级岗位有很多同志可以担任，但筹建牦牛博物馆可能非他莫属。北京市委很支持，保留了他的待遇。“但我要辞职赴藏的消息，让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这老头儿的脑子出问题了！”

　　带着在朋友帮助下制作完成的牦牛博物馆创意“PPT”，亚格博开始在北京市委进行了“游说”。他的西藏情怀融化了市委领导。最后，北京市决定，在日常援藏资金之外，拨出5亿元（实际投资达到7.8亿元），由北京援藏拉萨指挥部兴建一座7万平方米的拉萨市文化体育中心，牦牛博物馆可以加进这个大项目中去。而亚格博也被批准担任北京市援藏指挥部副指挥。

　　亚格博重返阔别20年的西藏，当飞机着陆在拉萨贡嘎机场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依然年轻，浑身充满了活力。

　　他曾和金丝野牦牛相遇

　　“牦牛能做什么博物馆，人的博物馆都做不过来，还做什么牦牛博物馆。你一个人两手空空怎么可能做成一个博物馆？不少人就这么怀疑。”亚格博回忆说，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分钱，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件藏品，只有那个牦牛博物馆“PPT”。

　　亚格博每天晚上都会在拉萨河畔焦虑地踱步，他有点魂不守舍了，到超市购物，居然一头撞在玻璃上，破碎的玻璃把鼻尖切破。在医院的时候，他不知道鼻子会缝成什么样，但有一点亚格博很清楚，决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感染，就要离开西藏，回北京治疗。“如果这个时候回北京，牦牛博物馆就真变成传说了。”亚格博想。

　　还好，伤口没有感染，亚格博也终于迎来了5位志愿者，筹建工作正式启动。亚格博首先和同事，一起对牦牛的主要产区展开了田野调查。这是一次艰难的起步，“我们只能靠在党报上刊发牦牛博物馆筹备办接受捐赠的公告，以证明我们不是骗子。”

　　关于这次田野调查，尼玛次仁和次旦卓噶都还记得，亚格博发给大家一些表格，面对一具牦牛头骨，他们会一一询问这头牦牛生前叫什么名字？活了多少岁？如果是公牛，役用了多少年？如果是母牛，产过几胎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会一一填写到调查表格上，而对每一个地方的牦牛，都要拍照，分析牦牛的种类和特征。那时候，亚格博和同伴常常是在河边坐下，拿出事先备好的煮肉、干肉、糌粑，就着清澈的雪水，洗上一根黄瓜，休息大约半个小时，再继续赶路。

　　田野调查过程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和金丝野牦牛相遇的时刻。按照央视的报道，生活在西藏阿里地区的金丝野牦牛存量不过200头。而亚格博将寻找目标锁定在了阿里地区日土县，开始追寻之路。连当地乡长都说，我干了6年乡长，金丝野牦牛也才见过两次，一次才一头。但亚格博是一个相信奇迹的人。

　　那一天，天不亮大家就启程了，大约三个半小时的车程，到达了野牦牛山。向导将车停在海拔5500米的山口。他曾在此地放牧，遇到金丝野牦牛。亚格博说，正在大家忐忑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了金丝野牦牛！我的心跳得厉害，大气不敢直出，慌忙抄起各自手中的照相机和摄像机。”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画面：在早晨的阳光下，那些金色的宝贝，被映得金光闪闪，它们缓缓地踱步，显示出野牦牛中最高贵族的气派。“我们细数了一下，一共有21头。”而当地向导说，小时候就在这一带生活，金丝野牦牛也就这么多了。

　　在牦牛产区进行的田野调查，最终行程3万公里。那辆借来的越野车带着亚格博一行，走过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47个县。 即便这样一路走下来，亚格博早年在西藏的老部下尼玛次仁还是对老上司的梦想充满了疑惑。“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博物馆是什么样，除了西藏博物馆去过几次外，从来没进过其他博物馆，真不知道这博物馆怎么办好。”2012年开始，博物馆基础已开始动工，几个月后房子越来越高，“这么大的房子里能放多少东西呀？这些藏品到底去哪里找，我脑子里空空，一想到这些就害怕了。”

　　2000多件藏品的背后

　　其实亚格博心里也担心，看到牦牛博物馆建筑框架日渐显露，他兴奋，又焦虑，“8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加上庭院，总共上万平方米，这么巨大的空间，我拿什么来填充啊？”

　　而且亚格博还会碰到人们的追问，做牦牛博物馆，镇馆之宝到底是什么，亚格博说：“我会说，我们不是开古董店的，不存在镇馆之宝的概念。所有馆藏，在反映牦牛与藏人关系的意义上，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所不同的只是稀缺性，只是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话虽如此，对于藏品的规划和寻找却丝毫怠慢不得。在筹备过程中，亚格博和同事就把展陈的框架具体到每个展厅、每个单元、每个局部，大纲上还会标出需要什么藏品。不过，亚格博说，这些藏品并不存在，还不知道去哪儿征集，而真正征集来的藏品，也许又是展陈大纲上没有的，所以这个大纲就要反复修改。

　　要说牦牛博物馆的第一件藏品，还有特别的故事在其中。藏北牧民日诺一家，听说拉萨要建一座牦牛博物馆，全家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捻线、编织、缝制了一顶牦牛帐篷，开了3天3夜的车送到拉萨，亲手捐给了亚格博。亚格博感动得不得了。他说，一顶牦牛帐篷，就等于是牧民的“一套房产”，市场价至少也得数万元。“晴天出太阳的时候，牦牛毛会干燥收缩，这样阳光就可以通过长毛间的空隙照进帐篷，而到了雨雪天，牦牛毛会受潮膨胀，将雨雪挡在帐篷外。”亚格博住过牦牛帐篷，他太知道牦牛帐篷的好了。

　　对于亚格博来说，感动每天都在上演。牦牛博物馆开馆当天，博物馆只送出了300份请柬，来馆人数却将近两千。许多慕名前来者都带着自己珍藏的物件，要求当场捐赠。尼泊尔籍藏族老人次仁扎西把儿子派了来。小伙子打开电脑，屏幕上呈现的是75件精美的藏品。这些藏品分放在香港、尼泊尔等地，最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整理打包运回拉萨，开馆当天全部一次性捐出。

　　在牦牛博物馆，还有不少藏品来自古董商。八廓古城很多商家都知道有个叫亚格博的，这个亚格博不买铜佛，不买唐卡，不买蜜蜡，专买些奇怪的“破烂儿”。“起初，我是拣了些便宜货，但后来亚格博的名字传开了，亚格博是从北京来的，是做牦牛博物馆的，他们说博物馆是国家的，国家是大大有钱的。”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些“破烂儿”就开始涨价了，可是亚格博心里很苦，“我们哪有钱呀，筹备办那点儿钱，都是到处磕头作揖化缘来的。”

　　亚格博到底是风里雨里闯过来的人，一来二去，他和一个叫则介的古玩店老板成了朋友，则介在古城当起了义务宣传员，说牦牛博物馆的好。突然有一天，则介拿出一枚牦牛皮质天珠，这可是当今市场上的贵重饰品，“亚格博，你办牦牛博物馆，算是我们有缘分，我把这一枚天珠捐给你啊。”

　　还有一位古玩店老板阿塔，为人精明，谁要想从他那里占便宜，门儿也没有，可当他听说亚格博是办牦牛博物馆的，“我看上的东西，就算是半卖半送了。”亚格博这样说道。

　　面对人们的热情，亚格博特别在捐赠证书上煞费了一番苦心。“我从西藏寺庙里的经书得到启发，封面用纯正的牦牛皮，内页采用藏纸，外面加一个喇嘛黄色的布套，古典、朴素、庄重。”后来，很多人看到这个证书，认为这个证书本身就有收藏价值。有的人为了得到这个证书，甚至到八廓街上去寻找藏品捐给亚格博。

　　亚格博和他的小伙伴有过统计，在牦牛博物馆收藏的2000多件藏品中，重要的捐赠藏品达五成以上，这在国内博物馆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60岁再去西藏，什么都要学

　　牦牛博物馆开馆快两年了，接待观众10万人次，大家都没听说亚格博有退居二线的意思，他还有很多忙不完的事情。

　　牦牛博物馆离拉萨市中心有十几公里，从市里打出租车要40元钱，这里只有一趟公交车，因为交通、地理位置的原因，尤其是冬季时，人还比较少。 亚格博想尽办法。他开始各处调动专业人才，尽管这要费很大的周折，但大家都相信亚格博的巨大能量。“他太厉害了，我们西藏人办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办到。”大家常常这么说。

　　而在亚格博的内心深处其实存有更大的雄心。“我希望牦牛文化能够走到祖国内地、走向世界。以巡回展览等方式，通过牦牛及其驮载的历史和文化，让人们认识西藏人民，传播我们总结的牦牛精神——憨厚、忠诚、悲悯、坚韧、勇悍、尽命。”至于他本人呢，他说，没想那么多，能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做一个博物馆是几十年、几代人、甚至几百年的事情，我只是开了一个头。”

　　办牦牛博物馆的同时，亚格博还收获了副产品——60岁那年，他再学藏文。他想弥补年轻时未能抓住时机苦学藏文的遗憾。

　　亚格博为此想了一个特别的方法，他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藏北12年的真实经历，写成小故事，请养女桑丹拉卓翻译成藏文，桑丹拉卓一一念下来，录了音，亚格博一有空就会跟着录音学。

　　桑丹拉卓对他爸啦（即藏语“爸爸”）的学习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学得挺好的，很努力，每天早上、晚上都在听录音。”而亚格博说：“我20多岁去西藏时，觉得自己是个大学生，要为改变西藏做贡献；60岁再去，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学生， 什么都不懂，都要认真学，甚至语言。”

　　亚格博为学藏语写下的这些小故事后来结集在《藏北十二年》一书中。这本书很别致，有汉语、藏语、英语3种语言，每个故事都配有笔触简练、可爱的插图。翻开这本书就像在凝望雪域高原一样，让人内心宁静、明澈。因为这里面书写的都是纯美的爱，对雪域高原的爱，对那里人们的爱，更有那里人们对亚格博的爱。

　　在书中，亚格博写下这样的故事：1981年2月，第一次到申扎县雄梅区。那一年冬天特别寒冷，他骑着马走过草原，差一点冻死了，是一位老阿妈救了他，老阿妈用衣襟温暖了这个陌生人冻僵的双脚。

　　他还写下了这样一个温暖的瞬间：他在藏北的时候，因为海拔很高，严重缺氧，经常失眠，有一段时间连续5天没有睡着觉，他的部下次仁拉达害怕了，第6天不知道去哪里了。后来有人告诉亚格博，说他到寺庙拜佛去了，他要求佛保佑老师睡个好觉。

　　次仁拉达正是亚格博养女桑丹拉卓的父亲。亚格博说，他和次仁拉达的友情延续了几十年，直到次仁拉达2008年弥留之际，这位藏族汉子甚至把自己的女儿桑丹拉卓托付给了他，从此，亚格博有了这个女儿。2009年春节，桑丹拉卓到北京在亚格博家过年，包饺子、吃年夜饭，“我最喜欢吃酸辣土豆丝、北京炸酱面。”多年来，亚格博更是从学习上、生活上关心她。她在西北师范大学上学时，每学期亚格博都会给她寄书。“他给我寄来的书太多了，我喜欢《中国最美的散文》《中国最美的诗歌》，尤其喜欢朱自清的散文、海子的诗歌。”桑丹拉卓说。

　　穿藏袍、喝酥油茶，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康巴汉子，他的身边还总是聚拢了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叫他爸啦。

　　年轻人会说，这个爸啦平日慈祥，就像父亲一样关心、爱护他们，谁要是外出办事， 晚回来他都会一直担心。但在工作中，亚格博瞬间变身成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亚格博。次旦卓噶说，亚格博早上6点就要起床，上午9点到办公室，每天都会工作到深夜，从不会浪费一分钟，他也最讨厌别人迟到。“吴老师说3点开会，如果我们晚到了一分钟，他就会马上生气。他会说：别说了，不要在时间上惹我。”而50岁的尼玛次仁也说，“吴老师从来没有休息日。他实行的是白+黑、5+2工作模式。” 本报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