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政夫告诉你：什么样的艺术品值得收藏

　　孙行之

　　出现在上海BA艺术中心《集物一览：古今对话》展览上的徐政夫头发花白，身穿一件翠绿色衬衫，向《第一财经日报》讲述他对艺术品收藏的看法。这位台湾知名古董商今年71岁了，但当他把话匣子打开，那种开放的心态、敏锐的思绪与谦和的态度迅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这种表达方式，可能与他早年的职业有关，又在之后成为他作为古董商的重要依傍。徐政夫曾在大学教授心理学与摄影。教师的职业习惯影响着他，这种乐于分享的性格，令他成为台湾重要收藏团体清玩雅集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沟通两岸收藏家交流的重要人物。

　　长久以来，徐政夫在对岸遥望大陆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从艺术品拍卖业破壳而出，直至今天私人美术馆林立，变迁中的一幕幕，常令他思绪万千。艺术品的价 格远不是变化唯一的结果，但确是一个不错的标志。2014年，刘益谦以2.78亿元人民币在香港佳士得购得永乐唐卡。而这件唐卡在1977年时的价格约为 7500英镑。“我估算了一下，价格上涨了约4200倍。”

　　“很多早期介入市场的人可能会为当时的错过而遗憾，但我觉得，这样的进步是无法预料的，也是无法人为操控的。一个国家经济强了，艺术品的买气一定会 高涨起来。”徐政夫说。他也观察到收藏观念的变化。“大陆收藏风气也一直在变，之前，大家都愿意藏之名山。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将分享视为一种责任。”

　　“过动儿”的第一笔收藏

　　徐政夫笑言自己是 “过动儿”一枚：“一有空闲就爱到处去玩。”大约1967年前后，大陆没有收藏风气，台湾也还未走出“克难”时期，20岁出头的徐政夫尚在读大学。那时 候，他常常溜出校园，漫山遍野地游历、寻访。台湾少数民族大都居住于高山、丘陵地带，他们的木雕、佛像、陶烧、建筑构件让徐政夫深深着迷。他会出钱向当地 人买下这些日用品或古董。“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些东西会很值钱，也压根没有收藏的概念。”

　　直至大学毕业成为一名教师，他对收藏台湾本土文物的兴趣依旧没有消散。彼时，大陆与台湾在交流上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乡土文学流行，地区文化、社区 文化受到推崇。在徐政夫看来，当时的一系列文艺作品如《兰花草》、《外婆的澎湖湾》、《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都是这种文化思潮的标志。受此影响，徐政夫也 来到金门、澎湖等地收集带有闽南文化特色的工艺品。在徐政夫看来，整个1970年代，台湾地区喜欢大陆古董和书画的群体虽然存在，但数量还很少。

　　真正的转折是1980年代中期。那时候，台湾经济迎来腾飞，蒋经国逐渐开放台湾到大陆的探亲。“当时的台湾教育重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很多人在书本 上学到了中国历史与艺术，但很多东西没有亲眼见过。”两岸的逐步开放对一批爱好收藏的实业家而言似是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他们开始跃跃欲试地进入这片领 域。“他们逐渐进入大陆，看到中国文物的多姿多彩，并到当时的中国文物集散地香港去购买大量的文物。”徐政夫说。

　　也是在这个节点上，徐政夫离开了学校，在富商蔡辰洋邀请下出任寒舍总经理，这便是后来全台湾最大的文物商店。在新的工作中，徐政夫把自己定义为一名“沟通者”，自1987年后，他每年都会带着台湾藏家到大陆参观考察，也会邀请大陆的文博专家到台湾与收藏家交流。

　　“我希望台湾藏家不要像我一样，一步步过来，其实走了不少弯路。我希望他们一开始收藏就是有体系的，就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真正值得收藏的。”他这样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说一些台湾藏家收藏中犯的错误比较少的话，我觉得我是出了一份力的。”

　　清玩雅集的建立

　　1970年代，徐政夫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收罗艺术品。他发现，有时候，在拍场上争抢十分凶猛的两个人背后的老板竟然是好朋友。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也让一些藏家之间发生些不快。一次偶然机会，他与曾任香港知名收藏团体“敏求精舍”主席徐展堂结识。敏求精舍的制度与经验让徐政夫很受启发。之后，在一次拍 卖会结束后，徐政夫与蔡一鸣等几位藏家一起同机回台北，成立一个台湾的收藏团体成为他们那次交流的主要话题。

　　1992年，国泰集团掌门人蔡辰洋、台湾“中华文物学会”名誉理事蔡一鸣、台湾馥记建设董事长陈启斌与徐政夫一起创立了“清玩雅集”。之后的很多年中，在华人收藏界，这个收藏团体一直举足轻重。

　　对“清玩雅集”，泰康人寿董事长、嘉德拍卖创始人陈东升曾写道：“我很敬重清玩雅集，他们的藏家都是台湾顶级大老板，真正有品位。他们每两个月聚一 次，大家吃一顿饭交流一些心得，20年下来有五十多位成员。”陈东升还提到：“清玩雅集”的几任会长陈启斌、曹兴诚、骆锦明、许作钿、陈永泰以及徐政夫对 他的帮助很大。

　　与敏求精舍一样，清玩雅集是一个闭门式的组织，每年只有两名会员被批准入会，同时，必须经过五分之四的会员同意。“我们的规定是：大家可以一起吃 饭、聚会，在收藏上交流经验，但不允许内部买卖。而且古董商不得入会。”徐政夫说。因为清玩雅集聚集了一批台湾颇具实力的收藏家，这引起了拍卖行的重视。 一些拍卖行会留出一段时间专门向清玩雅集的会员开放，让他们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鉴赏拍品。徐政夫也常常邀请大陆文物专家如冯先铭、耿宝昌等人赴台与藏家交 流。清玩雅集的成员共同筹办展览、出版书籍。

　　“希望内地有更多好的古董店”

　　1992年，陈东升将一封有关“组建拍卖公司意向”的信交给了文化部。当时，文博界与文物商店中有强烈的反对声音。阻力与风险集中到了审批的关键领导、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身上。

　　“当时，我给张德勤的建议就是去西方看看。”徐政夫回忆道，“西方做了200多年的事情，没理由在中国就会出乱子。将艺术品放在台面上公开买卖，反而是更为公平的方式。”当时，徐政夫同张德勤、耿宝昌、冯先铭等官员和专家一起去英国考察了苏富比的运作方式。

　　嘉德成立之后，徐政夫将一份记录大量台湾客户的名单给了嘉德，这样的做法，对于一名古董商而言是颇不容易的。如今，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 他这样回应：“艺术品市场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如果一个人办过展览，他就会希望来看展的人能够相互认识，他会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责任。”

　　“什么样的艺术品是值得买的？”多年来，徐政夫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开始，将很多藏家引入收藏圈，他也一直试图向公众说清这个问题。在接受采访时，他 打了这样一个比方。“买LV还是要到专卖店买，路边摊买的怎么可能是对的？”在他眼中，收藏家最重要的是“品位”和“视野”，至于鉴定，这是拍卖行和古董 店应该做的事情。有信誉的拍卖行和古董商应该是收藏家的首选。

　　中国拍卖行迅速发展的20多年中，古董店却逐渐走向没落。然而，古董店与拍卖行，虽然都是购买艺术品的渠道，但在更细微的功能上是无法相互替代的。 “国外的一些古董店与一个家族合作可能长达几十年，他们会给藏家提供贴身的服务，藏家也能从古董商那里学到很多知识。有些藏家甚至从不去拍卖行，将一切都 交给古董商打理。但在中国，真正有信誉、有实力的古董店依然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