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的《艺术评论》,其特别报道《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与南京博物院纠纷案调查》,读后让人感慨良多。这是社会鼎革之际,文物书画转移的一个实例。和清朝开国后的南画北渡一样,历史不断在重演。类似的纠纷,虽然浮出水面的并不多,但水下暗流潜伏、波谲云诡的公私争斗,远非官话可以简明扼要地说来。 今年以来,《文汇学人》和《上海书评》,陆续有人撰文纪念周叔弢、周一良父子。特别是羊城王贵枕《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笺注》的摘要发表,(《上海书评》2016年5月22日)披露1952年5月19日,周叔弢这天的信函很醒目。谈其5月13日,参加过唐山启新工厂“三反”批斗大会归来,“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我现决定将全部藏书(善本与普通本、外文书籍)捐献政府,拟指定交北京图也。”(“北京图”一语,似有漏字)此信下面有两个注释,第二个尤其不可忽略,“弢翁日记1952年6月29日:‘郑西谛(案郑振铎)来谈捐书事。赵斐云(案赵万里)以为是意外大事。’8月31日:‘张葱玉、赵万里、高希曾来取藏书。’” 这条注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很显然,闻讯周叔弢要捐出藏书,是郑振铎亲自出马到津门来,由此落实并加快了周的捐赠之举。对此,不要说天津主政者黄敬怕有隐情,就连经办人赵万里也深感意外,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重要善本书籍715种,2672册。(点收)张珩、赵万里。”在这里,郑振铎是一身正气的黑面包公,张葱玉和赵万里乃王朝马汉。 早在1950年,郑振铎于《一年来的文物工作》总结里说:“自解放以来,人民自动把私人收藏的图书、文物捐献给人民政府的一天天的多。”“在这一年里,捐献的文物,重要的有刘肃曾捐献的虢季子白盘,朱桂萃捐献的岐阳王世家文物,熊述匋捐献的能原镈,张子厚捐献的汉石羊,张伯驹捐献的宋人尺牍、董其昌画卷,赵世逻捐献的水利资料,傅忠谟捐献的宋写本洪范政鉴,百衲本资治文献鉴和其他宋元明本,常熟瞿氏兄弟捐献的宋元明刻本及钞本,翁之熹捐献的宋金刊本和明清抄校本书等,这些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郑尔康编,《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9月版)另在1953年,郑振铎又以国家文物局长的身份,给人在上海的徐森玉致信,点名庞莱臣藏品中仇英的《江南春》,指示曰“非要不可”。黄裳当年,自称是追星族,不仅单相思恋着“甜姐儿”黄宗英,也曾手持佳本,默默而恭敬地,直要大名家郑振铎亲自签名留念。但他暮年在斗气文章里频发脾气,有一次竟然对曾经仰慕的西谛先生“大吐槽”。始末缘由,大半因藏书的聚与散有关,内幕可以触类旁通。 苏精撰著的《近代藏书三十家》,《周叔弢自庄严龛》和《郑振铎玄览堂》双双并列在册。之前的人物与现当代文化史研究,对郑振铎的评价,都是一路褒扬多多。可是,大人物亦如大树,一日之际,随着阳光的直射反衬变化,视觉也应该是多方面的。从来燕榭主人黄裳先生最后对西谛先生的抱怨,反思周叔弢仓促捐书,庞莱臣等一代藏家自己或家属先后捐献文物书画的例子,现在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再讨论的空间。 (作者系文化学者) (编辑:盘古收藏网 来源: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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