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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邢立达博士等4位科学家介绍了他们发现的琥珀中的恐龙标本，详细解释了它的发现过程及研究成果，这是人类首次有机会一睹恐龙生前的真实面目。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段属于手盗龙中体型较小的非鸟恐龙的一小段带有新鲜羽毛的尾巴。 有趣的是，这块出产于缅甸的琥珀，一开始被命名为“蚂蚁上树”，两只蚂蚁相当鲜活，而在琥珀中占据一大部分面积的则被认为是一段植物的残断。但是这逃不过邢立达的火眼金睛，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段脊椎动物的尾巴。 伴随琥珀与恐龙一起受到关注的，还有邢立达本人。邢立达出生在广东潮州，这位“80后”在恐龙爱好者的圈子里是大红人，也是从恐龙爱好者升级为专业恐龙研究人员的典型代表，2015年10月荣获我国地学界学子最高荣誉——李四光优秀学生奖，主要成果是从足迹学角度揭示了中国各恐龙动物群的奥秘，并命名了十余种恐龙足迹化石，以及数种恐龙新属种，其科研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同时编纂与翻译了数十种恐龙科普书籍。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王腾腾 恐龙的神秘感吸引了他 在邢立达位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教学楼办公室中，堆放着一些塑料布，上面用黑色的线画着各式各样的恐龙脚印。这是他出野外追寻恐龙足迹的“战果”。 “出野外去挖寻龙足迹并不像电影里面那么炫酷，有直升机以及各种高端设备，更多的是靠徒步、地质锤与铁锹。也不像电影里那么浪漫主义，危险随时存在。”邢立达说。因此，每一块他背回实验室的恐龙足迹化石或者其他关于恐龙的发现，都来之不易。 这是大部分古生物学家的真实写照，每一次出野外都伴随着风险与辛苦。邢立达说，他的导师曾告诉他，研究任何一件化石或者材料，无论是买来的还是借来的，都必须到它一开始出现的地方去看一看，“这种研究对第一现场要求很高，也可以由此辨别研究材料的真假，避免以讹传讹。” 2016年7月份，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的唯一本科毕业生安永睿在网络走红。两年前，安永睿的师姐薛逸凡将只有一个人的“北大2010级古生物专业合影”发到网络上。北大古生物学专业设在北大元培学院，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这个专业每年只有一个学生。 像古生物学这种看似难就业、没前景的高冷专业遇冷，不禁令人唏嘘。邢立达的研究也属于这类专业，“任何专业都得有人做，比如基础物理、基础数学等，缺了还是不行。” “当你伸手触摸上亿年前的恐龙化石时，你会感觉像是在跟历史对话，让人很是激动。”上大学时，邢立达多次以志愿者的身份跟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的专家去野外考察。第一次看到野外埋藏的恐龙化石，就像见到了老朋友一样兴奋，“去现场和看照片的感受完全不同，一个巨大的躯体，10多米就在眼前，伸手可及。” 研究自己从小就喜欢的恐龙，对邢立达来说是幸福的，“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当然在达到这种状态之前我走了很多弯路，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邢立达说，“恐龙的神秘感带给我的吸引力从没有衰退过，甚至更强烈了。” 高中时代创办“恐龙网” “大多数男孩子小时候都很喜欢恐龙，它神秘而且凶猛。”邢立达描述他与恐龙最初的邂逅时说。他喜欢看《恐龙特急克塞号》《恐龙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这类书籍。而且，小时候的他已经展现出对于大自然的好奇，并且开始了最初的探索。 上高中的时候，邢立达仍然爱着恐龙。趁着网络的热潮，邢立达1998年创办了国内首个聚焦恐龙科普的“恐龙网”，在第一周就有了4600次点击率。高中生活格外紧张，邢立达既要保证学习时间，又要坚持更新和维护网站，他经常学习到晚上11时多，早上4时多又起来更新网页。 “那时候我把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跟恐龙、古生物有关的书都买了。”邢立达把这些书的内容录入电脑，放到网站上作为资料。他又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老师，希望他能帮忙解答网友的提问，支持这个科普网站的发展。 彼时的中国互联网刚起步，科学院的老师觉得他很热心就答应帮忙，而见到邢立达时，老师惊叹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高中生。 带着这份爱好，邢立达步入了大学，但是却没能与他喜欢的恐龙亲密相遇，而是遵从家人的意愿选择了金融专业。 “家人对于自然科学可能不那么重视，更希望我从事经商、教育、医生或者律师这些职业。”邢立达说。 最重要的是，高中的文理分科也阻断了邢立达的计划。邢立达选择了文科，但是后来才知道，与恐龙相关的专业都属于理科。对于大学时选择的金融专业，邢立达也并不认为是一种错误，“金融是一门强调逻辑的学科，而且还包含英语、数学等等各种基础学科，这对于提升我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是很有帮助的。”邢立达笑着说。 读本科时的邢立达是一个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学生，“我跟班上的同学、老师可能都不是特别熟。当然，我在广东读的本科，这个地方的包容性是很高的，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在大学期间，邢立达作为志愿者多次跟随科研人员参与考察，还去到了甘肃省最北部、跟外蒙接壤的无人区。 大学毕业之后，邢立达没有从事金融相关的工作，而是来到《南方》杂志，做了一名科技记者，他关注的仍然是关于恐龙知识的科普，所以经常申请做一些关于古生物的选题，“领导和同事都对我很好，也都很支持我，在那里学会了很多写作的技巧。”邢立达说。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狂野中生代三部曲》等多部书籍，在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恐龙科普文章。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先奠定经济基础，然后用业余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继续研究恐龙以及做恐龙科普，但我发现一心二用是错误的。”邢立达说。而最重要的是，在经年累月地做恐龙知识科普之后，他发现已经没有太多的新资料来支撑他，“很多都是同质化的内容，且都容易走进一个误区。”难以割舍的爱好，加上对新知识的渴求，让邢立达最终放弃了工作，专心投入到对恐龙的研究中去。 科研方向是恐龙足迹学 辞职之后，邢立达首先到了成都理工大学进修，之后去往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深造。 邢立达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赴加拿大留学期间。他一直喜欢电影《侏罗纪公园》，主角说“我不想上直升机，我这辈子只想把蒙大拿州所有的恐龙都挖出来”。实际上，这位古生物学家的原型在现实世界叫菲利普·柯里，他说他的毕生梦想，就是挖出阿尔伯塔省所有的恐龙。他现在是皇家院士，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的前任会长，德高望重。而邢立达通过各种努力，终于成了菲利普·柯里的学生。 此后，邢立达就成为了一个经常带着地质锤与铁锹挖掘恐龙足迹的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邢立达曾说，古生物学听着很浪漫，就像电影《侏罗纪世界》里星爵骑着摩托牧龙狩猎，而事实上他们总是在泥浆和大雨中敲击着岩层，在铁板烧一样的岩壁上临摹标本，或在摇晃的皮卡上作为人肉垫子保护着化石。 在加拿大时，邢立达所在的团队挖到了很大的恐龙化石骨头。“我们要用石膏跟木头把它固定好，之后大约有接近一吨重。当地的路很不好走，皮卡车进不到我们挖掘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扛到路边，然后装到皮卡上面。”邢立达说。然而，他们随后又发现皮卡太窄，不够空间放上木头将箱子垫起来再进行固定，挖了好几个月，要是颠坏了岂不是可惜了。最后，他们决定在箱子的两边各坐一个人，用肩膀倚住箱子，防止在运送的过程中因颠簸损坏化石。 一路上路况很不好，两个人必须同时倚住箱子，不能轮换休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下来，我们的肩膀都青了。”邢立达说。 “不是说这块化石有多么重要，能写出多么好的论文，但就是想把它保护下来，如果不保护，说不定就再也找不到了。”邢立达就抱着这种想法抢救了一块又一块恐龙化石，“比如看到悬崖下面有一块很好的恐龙脚印化石，但是下次涨潮的时候它就被冲走了，你就要下去把它搞上来，很重的一块石头。岩壁很滑，下去的时候就是手脚并用，上来的时候，还得带上这块石头。所以我们把背包的绳子拆下来，把石头绑在人身上，然后再爬上去。” 这种长期经历练就了邢立达的“眼力劲”。有一次，他去往江西的赣州博物馆帮忙鉴定一块恐龙化石，工作完成之后要搭乘公交车前往火车站，而公交站旁边是一处工地，“我想靠在那面墙上休息一下，后来发现身上有很多灰，可是就在我回头拍打身上的灰的时候，突然发现土坯墙上嵌着一块恐龙蛋的蛋壳化石。”邢立达的发现果然没错，他最终用钥匙挖出来30多块恐龙蛋的蛋壳化石。 “有时候真的很神奇，也是一种缘分吧。”邢立达说。 在最终确定科研方向的时候，邢立达选择了恐龙足迹学，“一方面这块是科研的空白，另一方面，这也是很有价值的方向，你看那些脚印的时候，就能猜想到一亿年前这些地球的主人经历了什么，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追溯。”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任教的邢立达，与学生说得最多的是让他们建立科学的精神、掌握科学的方式，“我怕他们迷醉在北京的灯红酒绿中，希望他们真正地走上科学的道路。” 同时，他也将一些恐龙化石捐助给了他在潮州的中学，学校也专门设置了展台来摆放这些东西，“学生们还是很感兴趣的，至少喜欢恐龙的学生可以亲眼看到这些充满神秘感的中生代生物。”邢立达说。 (编辑：盘古收藏网 来源:南方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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